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適逢青山宮建廟165周年慶，又因武漢肺炎疫情肆虐，本屬王爺信仰的靈安尊王，當然有去邪驅疫作用，吸引萬眾本是常理；再加上北港媽祖在時隔85年後再度北上與青山王相見歡，所以今年的青山王祭熱鬧喧騰不言可喻；但也因為實在太嗨，日夜鞭炮聲擾人安寧（尤其12月6日深夜的炮火竟延至周一凌晨五、六點），市府1999專線被打爆，市長、總統臉書被灌滿，立委緊急道歉，似乎都 不意外。
但關於傳統／現代、外來啟蒙／本土浪漫、避聚眾防疫／廟會群聚驅疫…，仍會反覆論辯而無了時，而爭議事項也會在衝突後暫時消弭。
首先，台北市三大宮廟祭儀（艋舺青山宮、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大龍峒保安宮）都屬於西區舊聚落的活動。至於新興的東區、信義區則無重要宮廟存活，祇有隨著四九移民而來的華語基督教堂矗立廣興。新舊移民信仰的差異，又涉及與黨國體制親疏有別──簡言之，華語基督教會是親藩、譜代大名，台灣在地宮廟則是外樣大名。此為宗教社會學的有趣課題，暫且不表。
三大宮廟又分為泉州三邑人（晉江、南安、惠安三縣人氏，係泉州遷台主力）的靈安尊王，以及同安人（亦屬泉州）的霞海城隍、保生大帝，初始是涇渭分明，其後歷日治殖民現代化後，界線才逐漸模糊，但核心較勁迄今未變。這一切都得溯源到艋舺的「頂下郊拚」，不解這次分類械鬥的成因、影響，就無法詮解爾後的台北。
「頂下郊拚」的成因很複雜：經濟因素─淡水河船舶權歸屬，三邑人有大欺小之嫌；政治宗教─三邑人主祀龍山寺、同安人奉霞海城隍；心理因素─三邑人長期與板橋林家為首的漳州人械鬥，同安人則中立旁觀，讓三邑人怨懟頻生。終於咸豐三年（1853年）爆發了頂下郊拚的泉州人內鬥。
雖說三邑人無論人口、物資均優於下郊的同安人，但因雙方隔著一座偌大的蓮花池（今老松國小及其周遭），三邑人難以全面進攻。於是三邑人威逼緊臨蓮花池畔的安溪人燒掉清水祖師廟，讓三邑人借道直攻同安大本營八甲庄（今老松國小以東至中華路地段），燒屋砍人逼使同安人攜城隍神像北逃，最後定居於大稻埕，同安人在頭人林佑藻的帶領下建霞海城隍廟供奉城隍爺，此後成為大稻埕的信仰中心。（關於「頂下郊拚」可參閱小說家王湘琦《俎豆同榮》一書）
由於城隍主司警察、司法，在同安人攜走城隍後，艋舺似有陷司法真空地帶，碰巧大械鬥次年艋舺發生大瘟疫，三邑人惶恐之餘遂由惠安人由祖地迎來靈安尊王，次年青山宮落成，靈安尊王遂成為艋舺三邑人的城隍代表，青山王祭也逐步發展衍生。或有人問，靈安尊王有「代天巡狩」職能，性屬王爺信仰，怎可能瓜代城隍職守？
這又涉及移民、械鬥頻傳社會的基本特質：官方是虛張聲勢者，地方頭人、角頭才是人們服膺景從的對象。凡塵如此，神界亦然。有清以來，凡掛上官署字樣的廟宇（如台南祀典大天后宮、祀典武廟、鹿港敕建天后宮、台北的台灣省城隍廟），大抵香火和民氣都不如私人發展的北港朝天宮、大甲鎮瀾宮。就以城隍為例，大稻埕的霞海城隍，以及松山的霞海城隍，則都是同安人守護神，熱鬧程度非官立所可比擬。
「頂下郊拚」廝殺激烈，但近在咫尺的艋舺官衙卻是袖手旁觀，遂使雙方都不再信官，鎮懾地方靠的是頭人、角頭，而神界的王爺就是實力角頭，當然有資格代行城隍之職。另一方面，「頂下郊拚」的結果頗出人意表：勝利的三邑人由於淡水河日漸淤積，以及強烈的排外意識，遂使1858年因《天津條約》簽定，淡水開港後，洋行多設於大稻埕，成為荼業集散、出口地，大概在19世紀80年代以後，大稻埕就取代艋舺而為北台最繁盛地，下郊的同安人總算出頭天。此等「勝者落難，輸者為王」的弔詭，絕非械門當時人們所能設想。
其次，如今艋舺風華早已不存，原先作為三邑人信仰中心的龍山寺、青山宮，都轉以觀光作招攬，希冀喚回艋舺的餘暉再現。尤其有著三天（兩天暗訪，一天正日）盛典的青山王祭，在今年霞海城隍廟、大龍峒保安宮都因瘟疫無法展演的當下，青山宮這回出動陣頭人數高達8500人、遶境陣頭37陣，紅壇也從去年的18個增加到今年32個，凡此類似外包經營，也導致廟方無法全面管理，偶發的青少年鬥毆也不意外，而各陣頭比拚的結果，就是遶境時間過長，鞭炮燃放毫無章法，垃圾堆積如山，一場原是鎮癘驅疫的活動，竟演變成如《水滸傳》中洪太尉釋出一百零八個魔君般。
我不認為台灣民間信仰必得比附西方基督傳承，那不是公允之道。青山王祭讓人看到的是艋舺傳統堂口、宮廟、社團的強烈凝結力，這絕非東區天龍社會所能辦到。如此強烈的黏著力道，訴求的不再是傳統三邑人的族群意識，而轉為替台灣祈福保平安；但如此鑼鼓喧天、嗩吶北管齊鳴、聲光如亮晝、鞭炮不分時段燃放……，顯然有違現代社會的生活步調。受影響的除了艋舺當地住戶，舊城區的商戶住宅，以及河之彼岸的三重、板橋全受波及。
莫說聲光所及範圍內的居民沒有三邑祖籍觀，更多是太多人已對宮廟活動無感，他們會憤怒、厭棄青山王祭就非無由。由之不得不聯想到法國社會學大宗師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提的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青山宮匯聚的仍是傳統的機械式連帶，而非連動所有社區的有機連帶。若想達成後者必然得在儀式進行方式上作全面的改易，如減少或禁燃鞕炮、八家將活動要更社區化，而非讓它與黑道組織糾纏不清、陣頭與紅壇減量…。
經此風波後，青山宮會否改進？會。但會否獲當地住戶的認同？不知。這當然也不僅是青山宮一地的問題，更非台北是首善之區，所以宮廟造勢活動特別敏感所致。看看全台宮廟活動最盛的台南中西區，這問題更如死結困擾著府城發展。這不僅是宮廟主事者與政治人物職事，更多社區文史工作者、學院人士，以及NGO團體都該積極涉入才是。若是諸多識字能言之士都不把興革宮廟視為己任，那台灣的宗教文化就僅似祕密會社般，水滯當然難有清流。
最後，百年前的1920年代，文化協會諸頭人蔣渭水等力倡反普渡、改喪禮、禁迷信，於今觀之，今日台灣反有倒退嚕之憾，是嗎？
須知百年前文協諸君是受日本的現代化教育後，驚覺台灣的落後是生活、思想價值的全面遲滯，他們以日本為師，認為同是東方民族，以彼之道既用於抵抗爭權，也是為提昇台灣於文明之列。這基本上仍是源於18世紀的啟蒙思想，但為何百年來成效不彰呢？
祇因他們或忘，總督府所行是殖民的現代性，是一種由上而下、外鑠的統治形態與價值引入，這和庶民生活底蘊難以接榫，即使日後國民政府黨國體制入駐，也日規國隨，百年來台灣的現代性就是在這種架空民間的條件下發展，表象的繁盛固然有之，但民間伏流終想伺機湧出。
在西方歷史上，歷經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帝國的大震盪後，形塑出一種對啟蒙的全面反制，此即浪漫主義的興起。我在十餘年前曾書寫〈璞玉待琢的本土意識〉一文（收錄於拙著《島嶼浮光》一書），闡述浪漫主義反啟蒙的緣由，尤其代表性人物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強調的獨特性、個體性，旗幟鮮明的反啟蒙的普遍、抽象。這樣的歷史流程並未讓百年前的文協、民眾黨諸君全面理解，以致走向單面向的現代化之路。
再檢視台灣百年來啟蒙之所以淺層著根，就是疏略傳統、歷史的系譜爬耙，終在民主化、本土化浪潮下遇到浪漫本土意識的反撲。啟蒙所犯的大誤即，過度相信理性、科學所形塑的人造社會，以致和自然、傳統脫節；但另一方面，不少打著本土名號的物事（如宮廟、派系活動），在消費社會及拜物教誘使下，也搞得四不像。更得慎防的是，德國浪漫主義最後走向狹隘的國族主義，並而成為栽培納粹思想的溫床，我們得謹記這殷鑑。
所以，針砭台灣的宮廟文化，就不能再停留於18世紀的第一次啟蒙運動思惟裡，它必須接受浪漫主義的挑戰，但又不能囿於孤芳自賞、封建桎梏的本土幽境裡，台灣需要的是第二次啟蒙。二次啟蒙重點在於尊重理性，但得正視感性；摒棄迷信，但切莫科學為大；看重個體，但得調和我群關係……一切都還在嘗試摸索，微步前行中。
青山王祭風波不是壞事，它提供新的挑戰，臉書「名為變態的神父」就提供一種正向觀點。一如167年前的「頂下郊拚」，對艋舺、大稻埕都是新生活元素的提造者。台灣宮廟文化當然有太多需要興革者，它就是一種社會事實，我們就正視它，一如我們面對武漢肺炎的心態，這是台灣精神創發之良機。
作者為媒體人、文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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