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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親媽媽殺子自殺案報導急轉彎，起先名人發文抗議判死，以同為媽媽的身分，同情被告育兒辛勞。接著臉書廣傳友人爆料內幕，指被告只讓小孩吃泡麵，不工作卻整天睡覺，兩度殺子等，頓時風向逆轉。當中關鍵是指被告安眠藥只吃四顆，不會致死，並傳訊息通知前夫，導致「被救活，變成了想和孩子一起死，但沒死成的可憐單親媽媽」，暗示被告假自殺真脫罪，不值得同情。
友人指控足以逆轉風向，反映殺子和殺子自殺兩者的落差：殺子受社會譴責；但殺子自殺會受同情。友人爆料的動機就是殺子自殺贏得社會同情。實際上，在什麼情況下殺子自殺盛行，和殺子自殺廣泛贏得社會同情，兩者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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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韓女性家族部副部長金熹暻倡議兒童保護的報告《異常的正常家庭》一書分析，日韓社會對於殺子自殺廣泛同情，因沒有社會安全網可託孤，所以認同事主為怕死後兒女無依，迫於無奈殺子。中國則毫不同情，因為仍存在傳統家族網絡、社會主義制度可依賴，事主自殺時沒理由要殺子。
臺灣自殺防治中心報告也提出跨國數據：「殺人後自殺」發生在家人或伴侶間，在美國約6-16%，瑞典四成，英國四八%，日本則高達七成。看來日本同情殺子自殺，絕望的照顧者也將殺人視為自殺前必須自己「負責」的唯一途徑。
金熹暻批判，在接連社會危機下，守護個人的唯一堡壘竟然只有家庭。近代化過程應該為個人建立保護，事實上不但沒有，還剝奪了原先社區、家庭等保護機制：工時變長，薪水變低，失業增加，不婚不生增加，家庭親友互相照顧的機能被嚴重削弱。政府還把社會責任都推給家庭，從育兒、教育、身心障礙保護到長照，全都算家庭的責任。貧富懸殊，低收入、高風險家庭增加，被拋棄的子女增加，殺子自殺案件也隨之增加。這和臺灣近年趨勢完全一致。
金熹暻研究南韓殺子自殺案的歷史，發現一九九八年是高峰，之後逐年下降，到二○○二、二○○三年再創高峰。時值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外匯危機、金融危機、信用卡大亂，一九九八到二○○五年殺子自殺案最多，推測主因是經濟困頓。一九九七年外匯危機後，南韓政府為還國債，向人民勸募。人民抱持「一旦亡國，我生活得再好又有何用」的迫切感，熱淚盈眶的捐款瘋狂湧入。新村婦女會發起「募愛國戒指運動」，五個月內舉國捐出金戒指、金項鍊、金牙等兩百餘噸，價值二十一億餘美元，導致國際金價暴跌。作者深感情況詭異，政府和財閥五鬼搬運造成外匯危機，結果送稅金去給造假不實的企業、銀行補洞，還向國民伸手要錢。國民大量失業、不少人淪為街友，政府還是把責任推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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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輿論焦點放在單親媽媽殺子應否判死，或是哪天政府需要提振民意支持度時突襲處決死囚，也有「募愛國戒指運動」的同仇敵愾效果，把政府保護個人的責任推給失能家庭。
死刑、處決，給公眾虛假的安全感，相信惡人伏法，危機就解除。事實上，這類悲劇還在繼續增加。衛福部六月公布，臺灣二○一九年有二十四名○至十七歲兒少死於他殺，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其中九人兒虐致死，比前一年增加三人。十二人遭家長「殺子自殺」，比前一年增加七人。三人遭保母、托育機構等不當對待，比前一年增加二人。
假設按照統計的數字繼續人數翻倍，就意味著四十八個孩子的死亡。失去任何一個，都令人無法忍受，何況是這麼多個。我們真心需要虛假安全感的一時撫慰，但滿足以後也許能回頭接受真相灼人的逼視。
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的報告，殺子自殺增加，主因是貧窮、精神困擾或疾病、婚姻衝突。與自殺率、失業率皆有顯著關係，在我看來，揭露殺子是家長自殺問題所引爆的照顧問題，由家庭自行承擔的結果。
母親殺子的原因，患精神疾病為最高，佔三六．六%。
父親殺子的原因，以藥酒濫用為最高，佔二十七%。殺子自殺的原因經常是配偶離去。
政府把照顧責任推給家庭承擔，意味著推給母親承擔。直接結果就是母親憂鬱症，或逃離家庭。兩者差別可能就在，是母親或父親執行殺子自殺。殺子自殺，是冰山一角。
這次單親媽媽殺子案，即是在過去憂鬱症復發下犯案。友人爆料指被告整天睡覺不工作，因為作息和兄嫂爭執等，在普通人看來都是匪夷所思。但在憂鬱症患者看來，嗜睡、煩躁、無力從事最簡單的動作，都是熟悉的生理症狀。懲罰一個人，無法預防廣泛憂鬱症的失能。社會必須正視憂鬱症，政府必須預防、治療，和提供照顧兒童的選項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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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者》網站李雪莉、簡永達、余志偉《廢墟少年》報導，兒福聯盟高雄中心張開華主任說，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藥癮和精神疾病家長的比例明顯上升。一位新住民單親母親，獨自撫養兩個青春期兒子，家暴離婚後，開始幻聽、幻覺，妄想有人在監視、要傷害她，所以拒絕別人關心，還會偷拿石頭砸壞鄰居車子。張開華陪伴一年才博得信任，接到她意識不清的電話說：「有人要傷害我們，我要帶兩個小孩走。」張通報衛生局，回應是等她有自傷傷人的事實才能處理。
這次單親媽媽殺子案，事發前也經社工訪視。事後發現未能挽回悲劇，社工會有多麼痛苦。這也許是社工面對的常態，但如此壓力也不是個人應該承擔的。三級通報制度時常難以發揮效果，根本在於社福預算、人力編制、將現場經驗彙整反映到政策改革上的研究能力都過低，不符職責，政府只是將責任推給基層社工。
美國記者安德魯．索羅門的憂鬱症報導專著《正午惡魔》說，憂鬱症者因為無法表達痛苦，導致憂鬱症對社會的危害被嚴重低估，防治預算人力編制也被低估。政府不作為，事後再來用過勞社工補破網，省小錢、花大錢，仍然無法改善情況。
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憂鬱症調查，按人口比例估，有憂鬱症狀約兩百萬人，其中重度憂鬱約一二五萬人。他們多數沉默，無法為自己爭取政策制度權益。兩個孩童失去了生命，或可助我們體會看不見的各角落，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心酸無助。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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