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奧地利終結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維根斯坦離開挪威回到了奧地利。和二十三年前的一九一四年七月一樣，他回國正好遇上了祖國的關鍵時刻。前一次是哈布斯堡帝國的瓦解，這一次則是奧地利的終結。
希特勒既有打算、也有本事將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這事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已經不是奇聞空想。《我的奮鬥》一九二五年就已出版，希特勒在頭一頁便說：「日耳曼──奧地利必將回到偉大的日耳曼母國懷抱……流著相同的血，就該屬於相同的帝國。」幾頁後他又說：「我很小就發現了一件基本的事，這個洞見未曾因時間而消逝，反倒愈見深刻，那就是唯有瓦解奧地利才能捍衛日耳曼精神。」一九三四年納粹暴動失敗後，希特勒便開始走「法理」路線瓦解奧地利，最終於一九三六年七月簽署了「奧德關係正常化」條約，讓奧地利承認自己是「日耳曼邦國」，總理許士尼格（Schuschnigg）則被迫延攬「民族反對陣線」的兩名納粹成員入閣。由於希特勒後來否認凡爾賽條約，並且重整軍備，加上英法俄義四國拒絕插手，使得奧地利註定將被納粹黨員統治，不再是獨立國家，而臣屬於納粹德國。
除了少數例外，維也納大多數猶太人很晚才察覺（或許是不願面對）併吞在即的可能後果。即使是承認併吞無可避免的人，也不相信會有多大衝擊。當然，民眾強烈要求不能在奧地利實施紐倫堡法，因為猶太人已經徹底融入了奧地利的主流社會，太多猶太人位居要職、和非猶太人通婚，還有太多忠誠的奧地利人的祖先碰巧是猶太人。在一個亞利安人和非亞利安人差異如此模糊的國家，怎麼能實行這套法律？
至少赫爾敏．維根斯坦是這樣想的。一九四五年撰寫回憶錄時，她無法想像自己曾經如此天真。「不過，」她補充道：「面對當時的政治危機，比我更聰明的人同樣反應遲鈍。」對照後來發生的事，她對一九三七年耶誕假期的描述特別美好也就不足為怪了。她非常高興自己的四個兄弟姊妹和他們的家人全到齊了（當時家族裡只有她和路德維希沒有小孩，海倫娜已經兒孫滿堂，是四個孩子的母親和八個孩子的祖母），和她的學生和前學生一起唱頌歌、憶往事、說說笑笑，以及最諷刺的一件事：聚在耶誕樹前唱奧地利國歌。「宴會午夜結束時，我們都覺得這是最棒的一次耶誕節，甚至開始討論明年的耶誕了。」
維根斯坦的日記裡完全見不到這些溫馨（Gemütlichkeit），但也沒提到任何政治事件。然而，他對當時局勢的認識不可能和她姊姊一樣天真。的確，他在挪威時唯一的消息來源是法尼婭．帕斯卡寄來的《倫敦新聞畫報》，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別忘了他一九三六年去了劍橋兩次，可能大大受惠於斯拉法淵博的政治分析與局勢判斷。我認為他一月在懺悔中承認自己的非亞利安血統時，心裡既清楚紐倫堡法，也知道未來可能實施在奧地利人民頭上。
不過，他在日記裡並未討論政治，只寫到自己，寫到他被挪威的生活折磨得身心俱疲，發現自己很難跟身邊的人交談，幾乎無法向他們開口，思緒混沌到極點，還有他覺得自己在那裡多沒必要。他還寫到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的想法：人在瘋癲時，鎖沒有壞，只是換了，舊鑰匙打不開，但用另造的鑰匙卻打得開。
也許他在這裡寫的還是自己，感覺只要他找到一把新的鑰匙，就能打開自己牢房的門，然後「一切都將不同。」
一月第一週他膽囊出了毛病，只能待在床上，不過他很難相信這是自己覺得如此疲憊虛弱的原因。他在床上反省自己的肉慾，以及他對法蘭西斯的情感。他寫道只要自己不舒服，就常陷入性幻想，易受性慾左右。他懷著肉慾想念法蘭西斯，「這很不好，但目前的狀況就是這樣」。法蘭西斯已經很久沒消息了，讓他非常擔心，並且一如以往朝最壞的方面想，例如法蘭西斯可能死了。「我想，他死了比較好、比較對，這樣我的『妄念』就會跟著消失了。」他立刻揮開這個黑暗又自我的想法，但只趕走了一部分。「不過，同樣地，我只有一半是認真的。」
他不補上這句話還好，補了只更令人震驚。難道他重新思考過後，依然半認真地覺得法蘭西斯死了是件好事？
「我很冷酷，縮在自己的殼裡，」他這麼寫道，覺得自己沒有和維也納的任何人擁有親密的關係。他傾向認為林蔭街的舒適生活對他有害，但他能去哪裡？挪威小屋的離群索居已經證實無法忍受，然而他也無意重拾劍橋的學術生活。都柏林再次成為誘人的選擇。那裡他能跟德魯利在一起，甚至和他一樣受訓成為精神科醫師。一切都在變動，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也不曉得要住哪裡。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需要跟一個他能說話的人在一起。
二月八日，維根斯坦抵達都柏林，住進了德魯利在切姆斯福德路（Chelmsford Road）的老公寓。抵達隔日他描述自己「不虔敬、脾氣壞又鬱悶。」他身陷無法工作的「可恨處境」，不曉得自己該做什麼，只能坐困枯等。他說自己仍有撒謊的衝動：「我不斷察覺自己無法果決說出關於自己的真話，不然就是只在心裡承認，隨即拋到腦後。」虛榮、怯懦加上對真話的恐懼，使他隱瞞了一些內心不肯承認的關於自己的事，直到「我費盡聰明也找不到這些事為止」。兩天後，他開始後悔到都柏林來了，在這裡顯然什麼都做不了，但「另一方面，我必須等待，因為一切仍不明朗」。初到都柏林那幾週，他幾乎沒寫什麼哲學論述，他的哲學思考可以說是睡著了，「完全就像我的才能陷入了半夢半醒的狀態」。
他的哲學思考睡著了，想當精神科醫師的念頭卻醒了。他要德魯利安排他去造訪聖派屈克醫院，見見嚴重精神障礙的病人。他告訴德魯利，這事對他非常重要。造訪過後，他以英文寫道：「見到了瘋子身上的健全人，和自己身上的瘋子！」接下來幾週，他每週會去造訪幾名長住病人兩三次，但始終不確定這麼做會不會有結果，有的話又會是什麼。
德魯利這時已是習醫的最後一年，正在都柏林市立醫院當住院醫師。他告訴維根斯坦，自己在急診部工作時反應很笨拙，讓他很苦惱，不知道習醫的決定是不是做錯了。維根斯坦對自己要不要習醫舉棋不定，對德魯利的困惑倒是直接明快，第二天就寫信給德魯利，簡潔有力地說：「你沒做錯，因為當時你所知道和應該知道的事，你都考慮到了。」他叮嚀德魯利「不要想著自己，而是想想別人」──
看看人的苦難，肉體和精神上的創痛。你能就近目睹，這對你的問題應該是一帖良藥。另一種方法是該休息就休息，整理自己（別跟我在一起，因為我不會讓你得到休息）......更切近地看看你的病人，視他們為受磨難的人，享受必須向這麼多人道「晚安」的機會。這是來自天堂的禮物，單是這一點就讓許多人羨慕你。我相信這種事應該能治好你被磨損的靈魂。這工作不會讓你的靈魂歇息，但當你感到健康的疲憊，不妨就休息片刻。我覺得可以這麼說，你看人的臉還不夠切近仔細。
信末寫道：「願你有好的想法，更要有好的感覺。」
一九三八年初，維根斯坦首次在日記裡提到奧地利遭逢的政治危機，時間是二月十六日。「無法工作，」他這麼寫道：
想了許多關於轉換國籍的事──今天在報上讀到奧地利和德國的強制邦交又往前推進了一步──但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該如何做。
那天，奧地利「民族反對陣線」的納粹首領阿圖爾．賽斯－因夸特博士（Dr Arthur Seyss-Inquart）被任命為奧國內政部長，希特勒和許士尼格在貝希特斯加登會面的意義自此明朗。
這場會面於四天前的二月十二日舉行，起初大受奧地利讚揚，視之為兩國更友好的象徵，後來才知道在這場「友好談話」中，希特勒要求許士尼格任命納粹黨員出任奧地利的警察、國防與財政首長，並威脅：「若是三天內不答應我的要求，我就下令進軍奧地利。」二月十五日，英國《泰晤士報》報導：
若接受希特勒先生的建議，讓阿圖爾．賽斯──因夸特博士出任奧地利內政部長，掌管該國警察部門，那根據奧地利反納粹人士的普遍看法，這就意味著「奧地利終結」的字眼很快就會寫在歐洲地圖上。
隔日，泰晤士報冷冷評論道，賽斯－因夸特一宣誓就任，便立刻從維也納動身去柏林，「內政部長第一件事竟是拜訪外國，這充分說明了奧地利在希特勒和許士尼格會面後的不尋常處境。」
隨後幾週，維根斯坦密切注意事態發展，每天傍晚都問德魯利：「有新消息嗎？」德魯利照理應該跟他說了當天的報紙內容，但讀德魯利的回憶錄，你很難不好奇他到底看的是哪家報紙。他對德奧合併之前幾天的回憶就算沒有問題，也多少有些古怪。他寫到，三月十日晚上他告訴維根斯坦，所有報紙都報導希特勒隨時準備入侵奧地利，維根斯坦的回答天真得嚇人：「這謠言太荒謬了，希特勒才不想要奧地利，奧地利對他根本沒用。」德魯利說，隔天晚上他不得不告訴維根斯坦，希特勒真的佔領了奧地利，還問維根斯坦他姊姊會不會有危險。維根斯坦的回答再次安心得出奇：「她們那麼受敬重，沒人敢動她們的。」
這些敘述給人一種感覺，維根斯坦完全忘了他二月十六日讀到的新聞，對奧地利面臨的威脅一無所知，完全不了解納粹政權的本性，也不關心家人的安危。這些當然錯得離譜。我們只能認為他是故意誤導德魯利，免得增加對方負擔。德魯利對維根斯坦的話照單全收，或許充分說明了他對維根斯坦毫不質疑的態度，以及他本身在政治事務上的幼稚。但我想還有一種可能，就是喜歡將友誼分門別類的維根斯坦認為跟德魯利討論這些事沒有用。他只跟他討論宗教，凱因斯、斯拉法和帕特森才是他討論政治及時事的對象。
然而，就算不論其他，不考慮我們對維根斯坦對時事的熟悉程度知道多少或猜他知道多少，德魯利的回憶依然有些費解。假如他每晚向維根斯坦報告新聞，那麼他三月九日應該會告訴維根斯坦，許士尼格宣佈將舉行公投，讓奧地利人民決定他們贊成或反對奧地利獨立。正是因為這一聲明，希特勒隔天便下令部隊集結至奧地利邊界，準備入侵。倘若維根斯坦面對這一則消息的反應是否認希特勒想要奧地利，那他（還有德魯利）認為許士尼格舉行公投的用意何在呢？奧地利獨立為何需要再次確認？從哪裡獨立出來？
此外，部隊集結隔日希特勒並未佔領奧地利，而是許士尼格辭職，賽斯──因夸特接任首相。希特勒和德軍要再過一天（三月十二日）才受到新首相邀請，越過了邊界，合併才正式達成。這也許是吹毛求疵，但那三天的事態轉變清楚烙印在了當時所有人心裡，就算德魯利不受影響，維根斯坦也明白每一次事態轉變都對他影響重大。三月十日，奧地利還是許士尼格治理下的獨立邦國，十一日變成納粹統治的獨立邦，十二日就成了德國的一部分。對一個猶太裔的奧地利家族而言，第二到第三天的轉變無比關鍵，意味著從奧地利公民變為德國猶太人的差別。
合併當天，維根斯坦在日記裡寫道：「我聽到的奧地利的消息令我不安，不確定自己該怎麼辦，能不能去維也納。我主要想著法蘭西斯，不想離開他。」儘管在德魯利面前擔保沒事，但他其實非常擔心家人的安危。他的當下反應是回維也納和家人在一起，之所以沒那麼做，是怕再也見不到法蘭西斯。但他仍然寫信答應他們，只要家人需要他，他就會回維也納。
維根斯坦和斯拉法的魚雁往返只留存了一封信，是斯拉法三月十四日寫的。那天希特勒在維也納市區舉行了勝利遊行，信裡長篇分析了合併後維根斯坦的處境，清楚顯示維根斯坦能從斯拉法那裡得到多有見地的政治看法和建議，以及他肯定寫了信給斯拉法，請對方指點他返回維也納的可能後果。
斯拉法在信的開頭寫道：
討論之前（可能有點亂）我想先明確回答你的問題。如果照你所說，事後能離開維也納、回到英國對你「至關重大」，那不用說：你絕不能去維也納。
斯拉法指出，奧地利邊境將禁制奧地利人出境，就算限制可能很快撤銷，但如果維根斯坦去了維也納，極可能長時間不准離境。「你應該很清楚自己現在是德國公民了，」斯拉法接著說：
你一到奧地利，你的奧地利護照肯定會被沒收，到時你就得申請德國護照。唯有蓋世太保認為你配得上德國護照，才會批准你的申請……
至於戰爭的可能，我不曉得。有可能下一秒發生，也可能還有一兩年「和平」。我真的沒概念，但我不會打賭還有六個月的和平。
維根斯坦肯定還問了斯拉法，如果當上劍橋的講師會不會有差，因為斯拉法繼續寫道：
然而，倘若你不顧一切堅持回維也納，那我認為：a）你是劍橋講師肯定能提高你離開奧地利的機會，b）只要能離開奧地利（我應該說德國），入境英國就不會有困難，c）離開愛爾蘭或英國之前，你最好到德國領事館把護照換成德國的。我猜他們很快就會開始這麼做，但你在這裡比在維也納更容易換照，而且持德國護照入境，之後再出境的可能比較高（雖然不完全確定）。
斯拉法提出警告：「你必須小心幾件事。」
1）如果去奧地利，就必須抱定主意不說自己是猶太裔，否則當局肯定拒發護照。
2）絕不能說自己在英國有錢，否則你在奧地利時，他們可能強迫你把錢轉到德國國家銀行。
3）要是都柏林或劍橋的德國領事館聯絡你，要你登記或換護照，你要小心應對，因為一句無心之言就能讓你再也回不了維也納。
4）寫信給家裡要非常小心，務必只談私事，因為信件一定會被檢查。
至於改換國籍一事，斯拉法建議維根斯坦如果決定申請愛爾蘭公民身份，就得在奧地利護照被收回之前去做，因為奧地利人比德國人更容易成功。另一方面：
依據目前的狀況，我毫不懷疑英國是你唯一無須再等十年就能取得國籍的地方，而且你在英國還有朋友可以幫忙，在劍橋有工作更是能加快速度。
斯拉法下個週五就要回義大利，他邀維根斯坦這之前如果有空，可以來劍橋繼續討論這件事，同時警告：「之後寫給我的信都會轉到義大利，所以你最好小心措辭，因為可能會有義大利審查官看。」最後他說：「抱歉這封信寫得很亂。」這不禁令人好奇他其餘的信究竟清楚和精確到什麼程度。
「你應該很清楚自己現在是德國公民了」，斯拉法寫下這句危言那天，維根斯坦的日記顯示他正為了這一點而掙扎：
我現在處境非常艱難。隨著奧地利併入德意志帝國，我成了德國公民。這點對我非常可怕，因為我現在歸於一個自己完全不認可的政權之下。
兩天後，他「心裡和嘴上」都決定接受移民數年的想法，放棄奧國國籍。「這沒什麼差別，但想到拋下自己的同胞，這感覺討厭透了。」
他一收到斯拉法的信，就立刻從都柏林前往劍橋與之共商大策。三月十八日他在日記裡寫道：
斯拉法昨天建議我暫時絕對別去維也納，因為我幫不了自己的同胞，而且很可能困在奧地利走不了。我還不完全清楚該怎麼做，但目前我想斯拉法是對的。
和斯拉法商量之後，維根斯坦確定了接下來的行動。首先在劍橋大學取得教職或研究工作，接著申請英國公民身份。為了這兩個目標，他立刻寫信給凱因斯尋求協助。他先向對方說明狀況，奧地利被併吞不僅讓他成了德國公民，還因為紐倫堡法使他成了德國猶太人──「當然我的兄弟姊妹也一樣，但他們的孩子例外，他們算亞利安人。」接著又說：「我必須承認，成為（或當個）德國公民，就算不論後果多令人難受，光是想到就讓我不寒而慄。聽起來或許很蠢，但事實就是這樣。」他列舉斯拉法反對他回維也納的理由，包括他的奧地利護照會被沒收，身為猶太人將拿不到新護照，因此再也無法離開奧地利和找到新工作。面對成為德國猶太人或英國大學講師的選擇，他被迫選擇後者：
取得英國公民身份的念頭以前就出現過，但我總是以一個理由回絕：我不想成為一個偽英國人，這點我想你能理解。但我現在處境完全變了，必須在兩個新國籍當中選擇，一個將剝奪我的一切，另一個至少能讓我待著工作。我在這國家長長短短待了成年後的大半時光，交到了最好的朋友，完成了最好的作品。
……至於在劍橋謀職，你可能記得我當過「助理講師」五年……現在我想申請的就是這個，因為沒別的缺了。我其實想過自己終究會申請，就算不是現在，或許也是今年秋天。但我眼前必須盡快找到工作，愈快愈好，因為a）它能幫我歸化為英國人，b）就算沒能歸化而不得不成為「德國人」，只要我在英國有份工作，回奧地利探望同胞之後要再離開，機會也比較高。
依照斯拉法的建議，維根斯坦懇請凱因斯替他介紹一位「專門處理這種事情」的顧問律師（solicitor），協助申請入籍。「補充一句：我在經濟上並無困難。我大約有三百或四百英鎊，還可以再維持個一年左右。」
凱因斯的回信沒有保存下來，但他顯然竭盡所能為維根斯坦在劍橋大學裡安插了職位，並協助他申請英國公民身份。只是維根斯坦老習慣不改，擔心凱因斯可能誤解他的處境，因此將信轉寄給帕特森，要對方「嗅」一下。他尤其擔心凱因斯在大學高層和內政部面前將他說成超級可憐人、窮苦的難民，因此當他從凱因斯那裡得知自己可能符合學術援助委員會的獎助資格時，便對帕特森說：「那是個專門幫助沒錢的人（例如難民）的機構，接受那兒的獎助不僅對我不公，也將我歸在了完全錯誤的類別。」他很焦慮這一點，甚至猶豫該不該用凱因斯為他寫給顧問律師的介紹信：
我有一種模糊的恐懼，這封介紹信的措辭要是有些許錯誤，可能讓我的處境更加難堪，例如把我說成難民或強調錯重點之類的。
事實證明他的焦慮毫無根據。大學迅速做出回應，給了他講師職位，下個學期起生效。
等待英國護照的漫長時日裡，維根斯坦一直很擔憂家人的情況。他無法確定家人面臨多大的危險，就算合併後不久他便收到了一封用英語寫的短信，也沒能讓他安心：
親愛的路德維希：
我和敏敏每天都談到你，想到你時總是滿懷關愛。請不要為我們擔心，我們真的很好，精神絕佳，每天都很快樂。要是能見到你，對我們是莫大的喜悅。
愛你的
海倫娜
維根斯坦在日記裡對此不以為然（他顯然是對的），說這是「維也納寄來的報喜家書，顯然是寫給審查官看的」。
雷伊．孟克，英國南安普敦大學榮譽教授，曾於該校「後分析哲學中心」（Centre for Post-Analytic Philosophy）成立後長期擔任主任。其研究領域為數學哲學、分析哲學史等，致力於哲學家傳記寫作，以此實踐他的「傳記哲學」。
《天才的責任：維根斯坦傳》一書出版後，曾獲約翰列威林萊斯紀念獎（John Llewellyn Rhys Prize），當今歷史書四大獎之一的達夫．庫柏獎（Duff Cooper Prize）等，備受肯定。其後他持續撰寫傳記，另著有兩卷之《羅素傳》與《奧本海默傳》等，並於二○一五年獲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Royal Society of Literature）之會士。
書名：《天才的責任》
作者：雷伊‧孟克（Ray Monk）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