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讀心術
（壹）理性的激情之旅
社會學誕生從孔德到涂爾幹的繼承有一條清晰的法國軌跡，涂爾幹由生物學與病理學借來群體想像的語言，巧妙地應用統計機率來探測社會事實，發展出拒絕將因果化約到個體層次、被稱為「方法論集體主義」的社會學事業。涂爾幹之後，我們穿越邊境踏上法國宿敵國土，拜訪德國社會學者韋伯，感受截然對立的「方法論個體主義」（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社會學分析風格，還有韋伯所特別關照西方資本主義近代精神狀態轉折的課題。在這趟古典社會學初探旅程的最後，一如我們先前拜訪孔德與涂爾幹都以回到當代收尾，跟著韋伯風格的思索路徑，我們將回到六○年代的美國加州，跟上一部「設計人類學」在相同的終點站會合。
韋伯（1863-1920）與涂爾幹（1858-1917）幾乎是同時代人，韋伯在慕尼黑創立了德國第一個社會學系，也是德國社會學研究成果最豐碩的第一人，涂爾幹與韋伯是雄踞法德的社會學雙塔，但兩人的學術風格差距頗大，或許因為道不同不相為謀，我們也很難找到兩人接觸的紀錄。比起涂爾幹言必曰「科學」的學院派作風，韋伯廣泛而且熱情地涉入德國的現實政治，甚至參與了威瑪憲法的制定。兩人年幼之際普法戰爭（1864-1866）完成了俾斯麥首相統一德國的大業，但卻讓法國陷入割讓與政局混亂的崩壞；他們的晚年遭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法國雖然逆轉成了戰勝國，但涂爾幹一手建立的社會學派卻因許多年輕學者捐軀戰場而毀於一旦，韋伯則是親身經歷了巴黎和會的屈辱與戰後重建新德國的艱辛。
方法論個人主義──分析個體行為的內在理路
韋伯與涂爾幹的方法立場強烈對比，作為一位優秀的經濟史家，韋伯的書寫風格在史料判斷鋪陳上細膩編織、推論上拿捏分寸謹慎地附加但書限定，而且韋伯的學術志業幅員甚廣包含法律、宗教、管理、政治學等許多研究領域的奠基性原創。但我對待韋伯的態度會繼續跟孔德與涂爾幹時一樣，重點不在準確完整地遍歷韋伯思想，而是在舀一抔水品味「像韋伯那樣思考」的分析風格後，藉著巨人的肩膀，放肆自由凌空彈跳到當代我們心有所感的方向。
涂爾幹是位實證主義者，認為自然科學的方法可以適用於人文社會的現象；韋伯站在相反的立場，相信人類社會充滿歷史文化的豐富差異與不確定的偶然，像物理學追求因果法則的解釋並無意義。拿自殺來說，涂爾幹要我們擱置對個體主觀態度的探問，直接面對先於個體而存在並且強制左右個體的社會事實，他視社會如物的戒語與統計機率的量化工具，都在訓練我們保持一致地站穩在集體主義方法論的立場。韋伯則始終相信任何事物背後總是存在多重原因，每個個體與社會都走在一條包括偶然因素的特殊路徑上，不論加入多少結構因素來解釋自殺，理解自殺行為絕不可或缺的是自殺者看待自己的生命與周遭世界的觀點，畢竟就算人生不值留戀也是人們選擇自殺前的意義賦予。
就這層意義來看，我們可以說在韋伯眼裡，人始終是理性的，雖然每個人掙扎地給生命賦予的意義內容南轅北轍。舉例來說，假設你看到路邊有個人準備好吐司麵包，雙手勤奮挖著柏油馬路。理解這個行為的唯一辦法，在韋伯看來，就是去澄清他對於自己行徑的描述。「我偷偷告訴你，地球的核心是果醬，我已經準備好吐司！」你聽了可能覺得這人瘋了，但他的行為卻因為這番說詞而讓人理解。就像地心說（儘管錯誤）可以作為中世紀許多歐洲人航海行為的解釋，而怪獸咬走月亮的理論可以讓我們解釋全村老少黑夜一齊外出敲鑼打鼓。重點並非「地球的核心究竟有沒有果醬」，而是這個道理讓「拿麵包挖掘路面」的行為動機可以被理解。我們甚至可以預期，如果拿「地心很深，你無法挖掘到」或者「你到超商購買果醬吐司比較划算」跟瘋子理性討論，真有可能勸服他停止挖掘。韋伯執念於關注理性在人類文明中的諸多面貌，認為人們給予原本充滿偶然、不安與苦難的世界賦予的秩序意義（或者說世界的圖像）提供了我們深刻理解人類行為的核心線索。
這種預設個體行為有其內在理路的分析法，讓韋伯被人冠上了「方法論個人主義」的名號，與「方法論集體主義」代表的涂爾幹構成強烈的對比。在德國經濟學傳統中，韋伯一直都屬於強調文化習俗等複雜因素與經濟交雜互動的歷史學派，但聰敏如他也很清楚，預設邊際效益的古典學派握有一般化抽象模型所具有的分析優勢。韋伯關注於經濟行動中的理性顯示他整合對手強項的創意企圖，但他對人類行動的理性理解從未落入個體汲汲營營於計算短期經濟效益的想像，反而將人的想像提升到宗教救贖的精神層次，進而開啟了對世界宗教與資本主義廣袤遼闊的比較研究。
探索經濟生活中的精神性需求
他在學界嶄露頭角的研究《德國東部農業工人動態》（Condition of Farm Labor in Eastern Germany,1892）便展示了其一貫風格：對人們即便在經濟物質生活中仍存在精神性需求的描繪。他提到德國佃農寧可選擇陷入不安定的移民，也要脫離對莊園地主的物質依附。正是因為自由強大且純粹心理的魔力，這些需求可能虛幻難以獲得，但確實證明了人類在心理需求上的變化多半要比物質生活條件的變遷還來得大。比起經濟市場的表面計算，韋伯跟涂爾幹一樣看重宗教，將它視為理解人類行為特質時更為底層的基礎面貌，一定意義上可以理解為他們對馬克思經濟下層決定論的挑戰回應。
韋伯作為一位價值多元論者，認為價值衝突如同眾神間的爭鬥，沒有足以斷定勝負的絕對標準。諸神之上不存在更高的仲裁者，暗示人們必須忍受孤寂荒謬，獨立給予自身生命意義的存在荒蕪。韋伯對「神義論」（theodicy）的重視透露出他對人們必要偏執理性中暗藏弔詭的冷靜洞察。古希臘哲學家伊比鳩魯（Epicurus）最早提出神義論的問題，他的知名論證如下：
如果上帝讓惡存在是因為他無法解決惡，那麼上帝是無能的；
如果上帝可以解決惡卻不願意這麼做，那上帝是壞心腸的；
如果上帝有能力，他也願意做，那為何世間還有惡的存在？
在諸多關於這個知名悖論的討論中存在著被許多人默認的現實前提：我們活在一個善人遭殃、惡人得逞、苦難充斥的不完美人世。神在伊比鳩魯眼中，要不是不存在，便是不值得理睬。有趣的是，很少人接受伊比鳩魯的結論，而且人類社會越是脫離巫術與自然交涉的神祕主義，越是偏執認定存在著全能的秩序，也越選擇為如何擺平神義論而苦惱，定要給一個理性的交代。
還記得這件令人傷心的事嗎？二○一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一名暱稱「小燈泡」的女童騎腳踏車跟隨母親前往捷運站迎接外祖父的途中，遭到一名無冤無仇的男性持菜刀行凶加害，當著母親面前奪走女兒的性命。這件事情的發生存在許多偶然，如果前幾天沒有一直下雨呢？如果小朋友剛好沒有經過那個地方呢？但無論如何事情確實發生了，極端罪行與普通日常交匯在這個事件中，引起了社會廣泛的焦慮與不安。
許多人因此認為我們的社會病了，憂心善良老百姓從此要如何過日子？人們平日隱約認定的正義感一下失去說服自己的理據，「天理何在」的神義論懷疑引發的不安四處蔓延，人們開始透過網路正義肉搜犯人的親屬尋求報復，難道不是一番出於必須證明神仍在世間主持正義的執念？這種渴求秩序的焦慮如此難熬，甚至有群眾將憤怒轉向暴力威脅，對「袒護犯人的同路人」廢死團體大肆撻伐，連小燈泡媽媽過於冷靜的反應也引起人們氣憤，認為過於矯情沒有表現正常人性。殺人犯的罪行高度偶然超出人類可以正常理解的範圍，但之後社會激烈尋求正義平反，強烈暗示暴力的偏執反而可以預期想像。
「小燈泡」事件掀開了神義論其實無所不在的日常，捫心自問，我們難道不明白現實人世中充斥不正義、荒謬、不確定、偶然與徒然？你真的相信只要拚命努力工作，天公疼好人便會給你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回報？真的相信所有成功都實至名歸沒有半點運氣或偶然？惡人長壽逍遙、善人厄運連連，這樣的事在我們四周難道不常見嗎？
窮究現代資本主義出身之謎
韋伯從「神義論」看到了人類在宗教中企求理性意義秩序的存在樣貌，看穿理性背後藏著的非理性偏執，即便崇尚世俗倫常的儒家，在他看來，只要關係到人怎樣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建構世界圖像以求安身立命，都是宗教；在最世俗甚至市儈的物質追求中，韋伯看到了人們精神安頓的宗教掙扎。《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部韋伯廣為人知的傳世之作，最精采的論證就在於，從清教徒身上看到市儈的物質追求與宗教的精神羈絆之間既緊張又連結的矛盾，並從中探究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出身之謎，揭開它之所以能在世界史中席捲出浩然大勢的關鍵歷史轉折。
在進入這本書之前，我們需要先對韋伯同樣迷人的方法風格作一點說明。還記得涂爾幹的心法戒律要我們先想像一個雖不著相但「如物般實存的社會」？韋伯的社會想像與此截然對立，在韋伯的世界裡，我們都活在獨一無二、由過去的事件堆疊到現在又開放地延伸至未來的歷史洪流當中，社會是由帶著多元價值與站在各種社會位置的人群間複雜互動的行為所構成，除了帶著強制的結構，偶然與機運也在歷史路徑的每一個節點中伺機而動。
在不確定與不完美的世界中人們為世界與自我賦予統合的圓融意義，意味著人們企求理性的選擇與行動，即便人類行動的後果往往意外曲折、無法預料、甚至違逆了初衷。正是在這樣的理解背景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清教徒在無助的孤絕中不懈苦鬥與無怨無盡的自我責任承擔，才讓他們的歷史出場顯得格外動人而引人深思。
韋伯對社會研究者的定位也跟這樣的人文想像一致，他認為研究者的提問起始於個人切身關注的價值，這必然出於主觀的意義選擇，不需掩藏；而且研究對象的行為既然為主觀意義所驅動，也無法迴避價值關聯，但這不會影響研究者在價值判斷上客觀中立的自我要求。自認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的韋伯提出的大哉問是：為什麼只有在近代西方才出現根據合理主義運作，並且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現代資本主義？貪婪逐利、財富累積、貨幣流通、市場交易……等都是全世界各處複雜多樣的資本主義的普遍現象；需要釐清的關鍵因此是：究竟什麼是西方資本主義有別於其他經濟文明最值得凸顯的特質？
理念型──從複雜的經驗世界中抽離出概念
韋伯在此為歷史研究提出一個獨特的工具：「理念型」（ideal type）。從研究者的關懷出發，在複雜多變的經驗世界中刻意抽離出特色鮮明的概念組合，作為衡度歷史進程中具體離散轉折關鍵的輔助。「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與「價值理性」（value rationality）便是韋伯提出膾炙人口的一對理念型，在歷史比對中剝絲抽繭，辨識具體因素之間的「選擇親近性」（selective affinity），令因果關係豁然開朗。
人總是理性，但理性是個極端曖昧難解的字眼，大難之前選擇明哲保身與為信念挺身，哪一個是理性的人？重症不治者靠醫療設備延命比較理性，或是趁還來得及專注完成遠行的未竟夢想更為理性？答案毫無疑義因人因事而異，但理解「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在抽象層次上的鮮明對比，有助於我們從繁複的經驗世界裡耙梳出理路。
韋伯所謂「工具理性」指的是「準確計算選擇最有效率的方法，以達到最大可能目標」的理性思維。它又被稱為「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只考慮目的、手段、結果間最大功利產出的技術精算，而不考慮目的的價值內容。套用工程師朋友常說的一句話：「廢話少說，告訴我你想要什麼結果，我就給你執行效率的最佳解」。相對地，「價值理性」強調的是目的本身的價值真確，為了信念與理想值得不計一切代價的獻身，「做對的事，不需猶豫」，「價值理性」又被稱為「實質理性」（substantive rationality），可想而知在於目標本身是否具有值得犧牲的價值內涵。海難之際選擇與沉船共存亡的船長，心中惦記的是捨此無他、不需計算的價值理性；不過，秉持價值中立必要提醒，不惜犧牲自己與無辜者性命的恐怖份子也是價值理性的信仰者。
韋伯所謂人類漫長歷史中唯獨在西歐發生的資本主義，指的正是工具理性所代表，現代合理精神全面完備的理性資本主義。運用這個理念型的工具，在金融、科技、知識、會計、勞動、產權等各個領域中有助於讓工具理性的精密計算得以進行的制度創新，也就成為韋伯研究考察的重點。道理很簡單，一個商人不管多麼精於理性計算，如果沒有自由勞力的供給、合理登錄成本收益的簿記系統、尊重市場交易的效率官僚、有效確保契約執行的產權條件也很難發揮。
但這些都還是必要條件，除非西歐是天生注定的贏家，否則它在符合近代工具理性精神的資本主義出現之前，必然跟地表其他甚至就某些條件還更先進的地區一樣，處在傳統價值理性籠罩主導的狀態。因此，這裡出現了韋伯纖細機敏的腦袋直覺感受到的一個弔詭難題：價值理性如何可能孕育出跟它剛好對立的工具理性？《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正是在此給出了一番漂亮的回答而榮登不朽經典！
「天職」與「預選」──新教徒追求世俗成就的核心動力
韋伯首先提示了一個不少學者都留意到的有趣現象，西歐資本主義初期發展之際許多成功的商人幾乎都有新教徒背景。相較於天主教信仰，新教徒跳過教會的中介直接與上帝交接溝通，言行也無時無刻暴露在上帝的檢視之下，涂爾幹在《自殺論》中用近似的觀察來佐證他們較高的自殺率。但韋伯沒有停止於此，他盡力貼近新教徒，試圖去理解（而非遠距離的統計解釋）他們行住坐臥的日常世界，關照他們如何為世界與自己身處其中的位置賦予意義，而這些理解又產生了怎樣的榮耀、挫折、焦慮與悲喜，他從那裡試圖尋找歷史轉轍的動力。
首先是路德的「天職說」（calling），強調信徒不需透過宗教活動去經營與上帝的關係，只需踏實認真地在凡俗日常的勞動工作中扮演好上帝賦予的獨特角色，用辛勤不懈工作的成果來榮耀上帝，宗教精神世界的好人和勞動物質世界的好人於焉產生了連結，凡俗開始透露出神聖的線索。但是路德的天職說僅僅導向了樸實奉行教誨的保守適應，還不到充分動力引爆資本主義的財富積累。
喀爾文的「預選說」（predestination）主張，全知全能的上帝已經決定好了誰將是死後得救的選民，以及誰將是承受原罪永恆詛咒的棄民，任何善功與經事都無法改變已決的神意，人不僅無法爭取上帝的認可，更無從揣測上帝早寫定的選民清單。韋伯認為喀爾文這種澈底斷絕信徒妄念神旨、接近殘酷的教義，讓它成為天主教會的真正對手，沒有喀爾文，路德的新教革命不可能產生長久具體的成就。
因為預選說，清教徒們從此陷入無止境的焦慮，踏入一種內心前所未有的孤獨感，就在這裡，韋伯發展了連結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關鍵論證：就像我們透過「小燈泡」討論神義論時指出的，人們在極端無助下反而爆發了「必須存在道理」、「不能沒有意義」的強烈渴望甚至偏執！日常生活中稍稍鬆懈怠惰便足以刺激教徒內心一絲自己可能不是選民的懸念，也就是最終將毀於一旦掉入永劫地獄的恐慌，清教徒們於是只能透過努力不懈地專注投入於現世中唯一使命的天職，自我壓抑恪遵戒律，從而找到肯定自己正是上帝選民的證據線索。
這種有系統地追求市儈物質，且持續不懈地透過自我改善、有效率地累積財富的世俗禁欲主義，韋伯特別指出，可以在完美結合資本主義精神與新教倫理的美國開國元勛富蘭克林身上看到典範，他將「時間就是金錢」當成座右銘，用終日不休的自我監督追求工作的最大效率，是實業家也是發明家，樸實節儉極度理性。如果韋伯活到當代，他大概不會錯過標舉蘋果電腦的賈伯斯──「我不在乎是否成為墓園裡最富有的人，每天晚上睡前能夠告慰自己又成就了一些美好，那才是我真正重視的。」──來解說這位一心傾聽內在天職呼喚、追求完美不放過任何細節的暴君、不為財富而工作的超級工作狂，如何創造出資本主義創意爆發的驚人新頁。
作者台北大稻埕人，人稱JERRY的資深部落客
美國杜克大學社會學博士
現任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系副教授
國際設計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esign》編輯委員
前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
《週刊編集》、《La Vie》、《數位時代》專欄作家。
為修煉設計時代的社會學新感知，中年自中研院離職加入實踐工設，成立DXS Lab 全力研發讓社會與設計可以彼此廝混、互相撩撥、雙向給力的各種套裝知識，讓落地的思想可以親近大眾、回流社會。
書名：《尋常的社會設計》
作者：鄭陸霖
出版社：雙囍
出版時間：2020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