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6月，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李登輝訪問美國康乃爾大學，並發表〈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公開演說。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李前總統過世引發台灣社會一片懷念之聲，不少民主國家也以其在台機構表達官方的悼念之意。美國的表現更是特別，除了美國在台協會的哀悼外，白宮、國安會與國務卿都分別表示紀念。
國務卿還形容李前總統在台灣轉型到民主燈塔上扮演關鍵角色。李前總統更凝固了台美關係的深厚友誼（「Lee’s bold reform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ransforming Taiwan into the beacon of democracy we see today. He cemented the deep friend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這句今天看來似乎無甚爭議的話，二十年前當李總統提出兩岸關係是「特殊國與國關係」時，美國的主流戰略學者與行政部門可是對台灣一片喊打喊殺，包括當時包道格也抨擊李登輝總統為為美中關係帶來麻煩的人，因此掐指一算，台灣可是用了起碼二十年才平反了美方當時的負面指控。
這二十多年的民主國際路，一，是台灣民主真正獲得國際戰略社區的肯認，使得台灣民主不再是造成台海局勢出現不確定性的來源，二，則是使各國也開始瞭解過去與台灣交往的方式不再適用，往昔國際社區跟著一黨獨大體制所建構的交往規則就必須有所調整。三，則是讓其他國家知道必須將台灣視為一般性的民主體制，因為民主本身就會帶來不確定性，因此與民主國家的交往就必須容忍，甚至是接納這個不確定性。
雖然Newsweek雜誌在1996年李登輝當選首位台灣民主直選總統時，稱他為台灣的民主先生（Mr. Democracy），但台灣真正被確認為民主體制不是因為李登輝推動老國代去職、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選，反而是李登輝下台時所展現的「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之姿態，讓全世界確認台灣步入民主體制，台灣走向民主不是李登輝個人的矯情，而是對民主有真正的信仰，因此以和平有序的方式交出政權，沒有任何懸念。
正是這個漂亮的下台身影，使李登輝從國民黨主席與首次民選總統的身分，轉而成為台灣民主精神的國際代表。這在台灣被親中姑息主義霸凌，國內也有不少人與其呼應時，李登輝的存在變成對國際社會有關台灣民主與台灣認同的重要提醒。
推動台灣民主運動的先賢先烈所在多有，比李登輝犧牲更大，甚至更有不少人丟棄生命者等所在多有，但在國際上，將李登輝認定為台灣民主的重要象徵，其理由正是李登輝的下台身影，而不是李登輝權傾天下時的作為。李登輝不再擔任總統後對台灣的國際貢獻，不會比當總統時還少。
雖然從1990年野百合學運後，台灣是逐漸穩步走在民主化道路上，老國大去職與國會全面改選等，是民主化的重要發展，但國際認定台灣民主化的真正確立，是1996年的總統全民直選，因為讓全民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選出具有實權的總統，是以最明確的方式向全世界表示台灣已經與過去的威權體制揮手道別，而全民直選出來的總統，也因此在國際上成為台灣民主的表徵。
但總統直選的另一個意義，是這個人也成為台灣主權的象徵，相對於國會議員間接選出來的首相，對於時時面對中國打壓的台灣來說，一個背負全民信託捍衛主權的總統（如果選對人的話），才能更有效對抗中國壓力。在這樣特殊的脈絡下，這位背負民主與主權雙重象徵的總統，就必然是內政、兩岸、國際各種力量的矛盾衝激點。因此台灣總統必然不好做，
國際戰略社區對台灣認同產生錯誤類比的歷史過程
在1995年李登輝訪美前往母校康乃爾大學演講時，國際對台灣的印象相對模糊，知道台灣政治出現轉型，但這個轉型是威權寬鬆後的自由化，還是出現體制變化的民主化，國際上還未有定論。總統直選路線雖然已經確定，但在沒有舉行前一切都屬於未知。從某種程度來說，這大概也是若林正丈老師所說「分期付款民主化」，的外在結果吧。
在另一方面，台灣經濟狀況當時相當不錯，冷戰結束華約解體，擺脫俄羅斯拘束的東歐國家紛紛尋求與外界發展經濟合作，不少國家看上台灣的經濟力，因此台灣當時與不少中、東歐以及中亞國家發展關係與建立辦事處，台灣爭取加入國際組織的聲浪也很大，李總統也完成其東南亞出訪之行，當時的氛圍似乎是台灣可以憑藉經濟力量打開某些國際空間。
因此當李總統對於1994年過境美國所受待遇的極度不滿，外界多認為這是一個自信的台灣意圖以其上升的國力爭取更大的空間。而這個自信更因為自由化／民主化過程所釋放出的民族主義，讓這個浪潮變得更強。
從1995年李總統的康大之行到1996年中國在台灣總統選舉時在台海的飛彈危機，外國戰略社區是以兩個民族主義的對撞看待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但其所指的台灣民族主義不是這個在戒嚴時代被黨國體制壓制的台灣人出頭天與台灣主體意識，而是台灣人民在經濟發展後出現了新的自信，經民主化過程鬆脫對內控制後，進一步而對外出現的自我主張。認為現狀是在拘束台灣人民而有意改變它。
因此同樣是在改變現狀，外國戰略社區不認為這是一個被壓迫的民族意識要改變受歧視與爭取自主之意識覺醒，而是一個因經濟發展而出現有意改變現狀的自信作為。因此更感覺這是隨著民主化而釋放的民族主義怪獸，當這個怪獸開始挑戰管控台海的「一中政策」時，就開始觸及紅線了。
要命的是，台灣爭取國際更平等待遇以及國際發言權的時候，剛好幾個冷戰時代被壓制的訴求也紛紛出現新的發展。英國與北愛的紛爭是其一，而前南斯拉夫共和國的分裂大戲更帶來近十年在中、東歐的種族清洗與戰爭悲劇，直到1999年科索沃侵略事件結束後才逐漸告一段落。這些負面印象被不少戰略社區簡單視為是民族主義帶來的問題。
在此台灣爭取更大發言權、台灣認同崛起的過程，以及其日益與「一中政策」的緊張關係，就被這些人視為是另一個需要被管控的負面民族主義。相反的，在國民黨體制下堅守一中原則，甚至主張犧牲若干台灣主權以達到兩岸和解與和平的統派勢力，反而被以較正面方式看待，因為戰略社區認為這些人是基於務實及理性而要台灣自我克制以遵守一中，因此這些也是維繫兩岸和平的人。
國民黨過去以一中壓迫台灣人民，以反共為名壓制民主，但在冷戰結束後反而有一段時間使這些人變成和平的締造者。願意根據一中與中國展開和平談判者是好人，而堅持捍衛主權，對兩岸政治談判持保守立場者被認為是破壞兩岸氣氛的好戰份子。這只是無數國際政治荒謬劇的一例而已。
因此在一開始國際戰略社區對李登輝路線以及比李登輝路線更堅定的台獨主張者，就這麼負面認定了。記得當時還在民進黨任職的主席特助陳文茜，對本土建國黨等獨派冠上一個「台獨基本教義派」的稱號，相當於直接將國際戰略社區對台灣認同與捍衛主權的否定意見直接內化，以基本教義派來命名居心叵測，但國內似乎不少人，包括被稱為基本教義派者，也都持續使用。久而久之，大家似乎對此不以為意。
1995康大行後的美國積怨
除了對於台灣認同與主體性力量的負面認知外，美國柯林頓政府對1995年李登輝訪美一事也是頗有積怨。美國行政部門一直認為李登輝是藉由1994年美國會大選共和黨在眾議院大勝的新局面，開始利用共和黨的眾議院多數對民主黨政府施壓，因而94期中選舉結束後半年，就在康乃爾大學演講達陣成功。而對中國而言，1995年一月出現「江八點」，之後李登輝於四月回以「李六條」，讓江有意在第二次辜汪會推進統一談判的議程被碰了軟釘子，接著台灣又成功達陣康乃爾，美國行政部門前對中國提出多少保證在此都不算數。這使得中國對於中美關係以及台美關係的事態都出現懷疑，中國不知道是否可以信任美國的承諾，也對台灣可以突破中國封鎖感到不可思議。
在沒招之下，北京政府決定在李登輝成功訪問康乃爾一個月後出手。七月出現對台灣搞導彈試射的恫嚇作為。美國柯林頓政府因為對李登輝康乃爾之行依舊氣憤難平，因此一開始未對此有太多表示（是希望藉由中共恫嚇來威嚇李登輝政府嗎）。但當中國在1995年11月重施故伎時，美國開始有了反應，包括出動航母就以避風為名行經台海。中國當然知道美國舉動的意義，但1995年11月中國第二次飛彈試射時因與台灣立法院選舉時間重疊，當時立院選舉結果是親中的新黨大勝，這使得中國認為與其飛彈試射的政治效果有關，因此在1996年三月總統大選時故態復萌。
雖然中國不認為這會改變選舉結果使林郝配獲勝，但應該可以降低李登輝的得票比例，起碼讓李登輝的民選總統沒什麼面子。但孰料事態發展與其預期相反，不僅美國派遣兩個航母群強力回應，這場選舉也變成抗中與親中的對決，標榜抗中的李登輝，不僅囊獲多數選票，甚至是單獨過半，變成比起選前具更強大的國民信託。
與柯林頓「民主交往與擴大戰略」背道而馳的「戒急用忍」
因為96年選舉出現台海飛彈危機，所謂更多兩岸經濟交流可以降低台海緊張的說法就破功了。既然中國並不在乎經濟的損失仍執意飛射飛彈以恫嚇台灣的選舉，很顯然這與台灣是否宣布獨立無關，而是台灣的民主制度以及總統選舉的主權意涵，踩到中國的痛處。中台矛盾就不是所謂的統獨問題，而是中國視台灣民主制度本身為威脅。
很自然的，當選後李登輝對於日漸活絡的兩岸經濟關係也認為有踩剎車的必要，因此提出了兩岸「戒急用忍」，並加大南向政策的力道。這個與中國降低經濟交往的策略，今天看來與美國印太戰略相輔相成方向一致，但與當時柯林頓第二任期所提出的「民主的交往與擴大」之國安戰略相反。
因為前一年與中國幾乎兵戎相見，柯林頓政府第二任就想全力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民主的交往與擴大」這份國安報告，基本上似乎是為了其經營與中國及俄羅斯而量身打造的。柯林頓政府全力推動與中國經濟交流，其說詞是希望透過經濟交流以整合中國進入世界體系，使其成為更文明的國家。但基本上是認為要避免1996年軍事危機再現，就要與中國多多交往，不能無視中國的敏感神經。
柯林頓政府不僅在香港回歸時積極配合以營造美中友好氣氛，1997年也讓江澤民有個風光的國是訪美，還在那時與中國締結了「戰略夥伴關係」。1998柯林頓回訪時更在上海說出限制台灣國際參與的「三不政策」，甚至白宮國安會與國務院資深官員也開始比照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模式，建議台灣應與中國簽署以終極統一為目標，也就是「一中」為前提的「中程協議」。當台灣對於中程協議提出要討論事務性議題時，當時國務院亞太助卿陸士達（Stanley Roth）立馬跳出來表示反對，認為政治議題無法迴避。
特殊國與國關係是為破解促統談判
當李登輝發現二次辜汪會實際上是中國有意為三次在台灣的辜汪會進行政治鋪排，將預計利用199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周年之際提出的統一方案，透過之後預計在台灣召開的三次辜汪會由汪道涵在台灣推出，讓台灣陷於是否要簽城下之盟，或是冒著被國際社會指責無意推動兩岸和平的風險而不簽的兩難處境。
李總統就在七月先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為這個可能到來的政治談判預作準備。固然汪道涵因此取消三次辜汪會，但已經與中國同船的美國柯林頓政府及其他論客們，對李登輝可是咒罵到不成人形。所謂台灣是美中關係的「麻煩製造者」一詞，最早就是拿來指控李登輝的。
圍繞著痛打「特殊國與國關係」的美國對台政策，開始出現要台灣空軍後退到台海線以東（當時台灣空軍是可以支配台海全境毫無疑問，台海空優在台灣這邊）。除了先前宣布的「三不」外，逼迫台灣與中國展開政治談判的「中程協議」也一再從美國官員口中出現，不管這基本上是違反六大保證的。
「台灣不獨以換取中國不武」的所謂「雙重嚇阻」歪論也在這時出現，間接引發1996台海危機的戰略模糊政策被當成聖旨。華府當時還有一種說法，說美國的亞洲政策不能被台灣這個毫無輕重的尾巴搖狗（tail wags the dog）。
使台海更加動盪的雙重嚇阻與戰略模糊
1996年明明是中國出威嚇台灣，因當時台灣既沒宣布獨立，也沒攻打中國，但柯林頓政府的危機管理顯然是藉由壓制台灣來取悅中國以達成台海非戰的狀態，基本上非常傾向中國。結果導致只要中國沒有具體攻打台灣，台灣就不能有任何被中國視為是獨立的行動。這個怪異的「不獨不武、雙重嚇阻」等式，使得中國以切香腸方式，透過一步步改變對台動武條件與對台獨的定義，成功讓美國展開越來越緊縮對台灣內政的壓制。一中政策的內涵被無限擴大，中國更開始解釋什麼是美國的一中政策。過去中國的紅線畫在「宣布」台獨，現在變成任何可能被認為會「朝向」台獨的發言與行動。而華府對此要嘛渾然不覺，或是明知但選擇不處理。
當陳水扁剛上任時，台美關係就是在這個狀態，對李登輝已經這麼提防了，當時柯林頓政府對於有台獨黨綱的民進黨更是高度憂心。陳水扁一上台華府的問題就是要如何管控民進黨可能的台獨傾向，對於民進黨的社會基礎冷漠以對。2000年八月扁過境美國時，美方以「安全、舒適、方便」說明其對扁的待遇，但當地同鄉看到的卻是扁被關在旅館內，連與鄉親揮手都不行，有國會議員想與陳總統見面也被美國行政部門死命阻擋。
在小布希政府上台後才有改善。這顯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論」後的台美關係並不融洽。這個不融洽也讓日後台美關係出現「台灣民主與一中政策」長期對立的狀況，直到歐巴馬政府後期才有所改變。
民主的台灣是麻煩製造者，對台軍事威脅的中國反而不是？
台灣背負了台海與美中關係的麻煩製造者之惡名超過二十年，甚至也有政治勢力說不要讓台灣成為美中關係的麻煩製造者，開始大力鼓吹媚中、賣台、遠美的政策，並為限縮台灣人民未來選擇權的作為，以這可以穩固兩岸關係為由積極辯護，導致對民主產生重大傷害。
其趨勢之盛甚至出現重新吹捧兩蔣獨裁體制的狀況，這個是非不分的態度一度讓台灣出現民主倒退的危機。所幸過去民主化所孕育出強盛的台灣社會力，在集體反擊下阻止了這個向威權獨裁乞靈的歪風。
在這二十年來就是因為挑戰一中政策，台灣民主背負了許多國際罵名，包括只有不挑戰一中的民主才是負責任的民主，挑戰一中者都是不負責任的民粹等諸多莫須有的指控。
當然在台灣認同開始崛起，對一中產生挑戰的時候，也是後冷戰初期出現幾個在歐洲的國家失靈，法西斯種族主義造成嚴重人禍的時候，使得台灣認同一開始在去脈絡下被汙名化，而民主化所帶來對一中的挑戰因此被打成民粹對既定秩序的挑戰，之後的全球化更讓捍衛主權與國家建構的作為，被當成老頑固的十九世紀過時主張。這些都進一步讓台灣認同、台灣民主與一中政策的矛盾等，更被以負面的方式對待。
不以台灣認同、台灣主體性、台灣人出頭天為恥的歷史遺產，需要珍惜
值得注意的是，李登輝退下來這二十年來成為為台灣認同與台灣民主進行國際辯護的重要力量。現在是美國與其他民主國家開始重新檢討對中國的認知，也重新思考要如何適切地看待台灣民主。這個轉變的最佳見證，就是美國國務卿對李前總統去世時發出的悼念聲明。
李登輝的民主化對台灣的功過還會有很多討論，但認識到民主動力的自然後果，不因其必然衝決一中網羅而有所遲疑，勇敢的對抗與衝決而逐步撐開台灣的空間。在位時有1995年打開訪美，為後來總統的過境外交打下基礎。執政後期也對中美聯手的促統迫談劃定台灣紅線，為之後可能的兩岸政治談判定樁。甚至在剛下台後還成功突破日本的政治慣性，並持續以個人魅力引發日本官民對台灣的關注。
這些都是重要的外交成就，但更關鍵的，是其對台灣民主堅定不移的信心，當面對國際戰略社區的質疑時，不會跟著附和來詆毀台灣民主的素樸期待，反而是堅定捍衛台灣民主帶出來的台灣認同、台灣主體性、台灣人出頭天等期待。這份外交上的歷史遺產，需要盡全力持守。
作者為讀錯書，入錯行，生錯時代的政治邊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