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蔡其達提供
李登輝前總統於7月30日晚間在台北榮民總醫院辭世，如此安靜，不會有兩位蔣總統過世時的風雨交加，幾個月電視節目失去色彩，全民披麻戴孝沿路跪哭送葬。
包括英、美、日、澳等國政府高層與涉台機構都在第一時間表示哀悼之意，超過五十家（持續增加之中）的國際媒體報導李前總統辭世的消息。
《時代》（Time）雜誌指出李前總統「努力為台灣打造一種非中國人的獨立身份」同時惹惱了中國和國民黨。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的報導也強調李前總統因為堅持台灣是一個主權國家，激怒了企圖併吞台灣的中國，也讓企圖和中國維持穩定關係、同時也不贊成中國對台動武的美國政府立場有所分歧。
除了臺灣主權和台灣人身份之外，絕大部分的報導都以「民主先生」悼念李前總統，強調他對於台灣甚至是亞洲民主的貢獻。
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讓臺灣從準戰爭狀態朝向正常化國家發展。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廢除刑法一百條…許許多多的民主改革都是活生生的台灣歷史，而不是黨國洗腦的大中國史。
國際媒體和學界廣稱這樣的歷程為「寧靜革命」，和南韓、拉丁美洲與東歐國家在民主化的過程經歷大規模血腥鎮壓甚至內戰，形成強烈對比。必須強調的是，這樣的「革命」還是在風雨飄搖、內外交迫的形勢中完成的。
年紀和筆者相仿或稍輕的台灣人肯定不會忘記，李前總統於1995年訪問康乃爾大學引起中國強烈反彈，乃至於1996年臺灣首次總統大選之際對台灣發射飛彈。李前總統之後更在1999年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以「特殊國與國的關係」回應中國對臺「一國兩制」的統戰。
套句李前總統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句話：「中共多大，沒我老爸大！」充滿展現臺灣人的「氣口」。李前總統於公於私的言語和行動，都給予臺灣人一個重要的啟示：面對中國的壓迫，臺灣除了堅持民主，以及政治、經濟、文化和精神上的獨立自主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李前總統一直到2011年底都還透過臉書動態，澄清「九二會談無共識，歷史不容扭曲」，指出時任總統的馬英九扭曲事實，同時也強烈反對國共兩黨以虛構的九二共識私相授受，出賣台灣主權和犧牲臺灣人民（見李前總統臉書）。
正當臺灣與國際社會都在悼念李前總統辭世之際，中國官方媒體大力放送各種威嚇和詛咒，但筆者認為在此複述是對亡者的不敬。
可悲的是，在臺灣竟然有一些人和媒體——講明了，就是統派和所謂的「外省族群」名人——還有大大小小的「仇臺」的粉絲團和中國唱和，對李前總統辭世的消息極盡戲謔和詛咒之能事。
統派和外省族群為何此仇視李前總統，連他老人家辭世都不放過？黑道議長跳樓身亡的「死者為大」去哪了？
如果我們稍微了解李前總統帶動的民主改革除了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同時也經歷來自國民黨內對他的鬥爭，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會成為統派和外省族群仇視的對象。
台北縣三芝鄉土生土長的李前總統在國民黨權貴全面掌控的政治氛圍裡能出頭已屬異數，他個人的能力、學識．涵養和氣質都深深地衝擊國民黨權貴和外省菁英階級的優越感，逐漸攀登權力高峰讓他註定成為國民黨內部和族群動員鬥爭的對象。
在蔣經過國去世的緊要關頭，以蔣宋美齡為首的「夫人幫」就發動「柔性政變」，企圖阻止李前總統依慣例兼任國民黨主席。後來則有林洋港、郝柏村和陳履安為首的非主流之爭和新國民黨連線出走。
這股「反李登輝勢力」不也正是國民黨內反民主的保守反動勢力嗎？是誰反對總統直選，卻又享盡總統直選的民主改革的利益？
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為什麼包括林洋港、馬英九和許多國民黨內所謂的「非主流」人士基於什麼理由反對總統直選？
不論是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或廢除《動員戡亂臨時條款》都意味著臺灣（或「中華民國在臺灣」）和中國分離的國家主權的成形。然而，挑起「省籍情結」的大帽子就重重地扣在李前總統（和民進黨）頭上。
中國統戰和國內的政治人物、媒體、學界和作家同盟，將「李登輝」塑造成一種臺獨的政治象徵和代罪羔羊，合理化了統派和外省族群自我虛構或被挑起的族群被剝奪感和失落感。
筆者無法深入統派和外省族群的內心世界，探究那些被剝奪感和失落感的根源，畢竟那糾葛著極其錯綜複雜的個人與家族的生命史、社交網絡和教育歷程。
筆者只能弱弱地問一個大哉問：「李登輝總統執政時期有哪一個政策對不起外省族群嗎？」國民黨反攻大陸時期欺騙老兵的「戰士授田證」不也是李登輝總統任內用實際補償的方式解決的嗎？老舊眷村的改建不也是從他任內開始實施與執行的嗎？
1998台北市長選舉國民黨造勢場合上，是誰牽起馬英九的手，問他「馬英九，你是哪裡人？」而馬英九也不知真心或假意回答，「報告總統，我是台灣人！」幫助他第一次參與選舉就高票當選擊敗民意滿意度超過八成的現任市長陳水扁？
2000年3月18日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國民黨敗選那晚，帶頭進總統官邸逼李前總統辭去國民黨主席的正是馬英九，用「真心換絕情」恐怕無法形容老人家當晚的心情吧！
宋楚瑜因為凍省負氣出走另立門戶導致最後國民黨敗選。問題是，凍省不是符合台灣人民最大多數的利益，國家正常化必要的政策嗎？
當2004年總統大選，曾經選舉選得刀刀見骨的連宋兩人可以「一笑泯恩仇」，顯示出李前總統已被塑造成國民黨乃至外省族群共同的歸罪對象。
然而，筆者絕對不贊成只從族群的角度看政治和歷史，更不可能從那樣的角度定位李前總統。
1996年11月19日香港即將回歸中國前夕，李前總統接見美國聯邦參議員訪問團時提及對於香港前景的憂心，指出國會即將通過收容香港民主人士的法案。事實上絕大部分的中國民運人士也都與李前總統交好。
總統府發言人Kolas Yotaka日前在悼念李前總統的粉絲頁動態提及一則軼聞。李前總統在2011年接受她採訪原住民正名議題前一晚，特地看了片長超過三小時的《賽德克巴萊》。Kolas Yotaka寫道：
訪問這一天，屋子裡都是書，哲學與社會學的書不少，得知我也唸社會學，自然地問起了我對馬克思的想法，我們分享了不同的觀點，作為一個社會學學生，聽一個快要100年前出生的台灣總統談他所認識的馬克思、哲學與歷史，有如時空錯置，卻讓我永生難忘。一晃眼已快10年。最後這幾年，李前總統都會要我們問自己：「who I am」。我是誰？從哪裡來？要往哪裡去？
「賽德克巴萊」，seediq bale，真正的人！李前總統看《賽德克巴萊》既是偶然，也是歷史的必然。
霧社事件之後迫遷到川中島（現今南投縣仁愛鄉）的賽德克人是帝國暴力的倖存者，是剩餘的生命，他們的存在是「餘生」。而「餘生」也同時命名了2016年出版的李前總統傳記。
李前總統在《餘生》中提到原本對政治沒有興趣的他為什麼會接受邀請加入國民黨，他說「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他的生命歷程具體而微地顯示臺灣人在（日本與中國）帝國縫隙中的餘生和多重身份解構與建構辯證。
臺灣人的身份認同從來都不純粹，都不是、也無法是排他性的。如果說「李登輝」已然是臺灣民族主義（甚至是任何一種意義之下的的「臺灣獨立」）的象徵，那也是必須在這樣的辯證之中被理解。
這種辯證穿越了空無、否定、悲哀，對生生死死深刻的體驗，也許很適合以喜歡和訪客聊哲學和文學的李前總統引述西田幾多郎所說的「我不是我的我」做為印證。
這幾天有許多人從各自的生命經驗談李前總統的不同面貌，包括他待人處世的點滴和他宏大的知識視野，讓我們看到有別於大歷史敘述中的李登輝，在不同的生命情境中做的選擇。
有人感慨，李前總統逝世代表一個時代的結束，但筆者並不贊同這樣的說法。李前總統有形的肉體生命也許結束了，但其餘生仍未終結，臺灣人對李前總統的哀悼也不會終結。
這無盡的哀悼已然是一種記憶與行動的道德任務。李前總統召喚的台灣意識和台灣人不斷逼問自身「我是誰」的任務也尚未結束，如同他在2012年總統大選前夕對蔡英文支持者所做的懇求：「臺灣的未來就交給你們了！」
李登輝不是李登輝的李登輝，不再只是任何個人意義下的李登輝，而是一種理解臺灣現代史並且朝向未來的方法。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