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記者使命感
「光復」給台灣人民帶來的興奮並沒有持續很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歷史發展的重要轉折。南京國民政府面對戰後廣大國土復原的艱鉅工作，同時又疲於國共內戰，對引頸企盼的台灣人民，根本無暇多顧。由陳儀以行政長官身分專權治台，放任中國大陸來台的機會主義者與本地投機份子合流，政商勾結，大發國難財。長官公署政策粗疏、人謀不臧，對台籍精英又缺乏信任，終於導致官民衝突與外（外省）、台（本省）對立，最後釀成以軍隊武裝流血鎮壓告終的慘劇。
吳濁流在這段期間，先是在由《台灣新報》改組的《台灣新生報》工作，社長是李萬居。當時《台灣新生報》為了繼續出日文版，將原《台灣新報》的記者全部留用，原本做日翻中工作的吳濁流，改為擔任將中文譯成日文的工作。其他編輯則有曾主編《台灣新報》「旬刊台新」的王白淵、文化部的王耀勳，以及李萬居帶來的一位本省人吳思漢（戰時從東京帝大潛赴重慶參加抗日）。日文版均為《台灣新報》的老面孔，中文版部分則有李萬居的留法同學、副社長黎烈文，原《大公報》的記者李純青。除了觀察社會上的各種不平亂象之外，吳濁流切身感受到的是外省來台人士與台籍同胞竟然同工不同酬，情況甚至比日治時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由於一份報紙分成中文版與日文版……同在一個編輯室，卻分成兩個陣營，加上又有言語與習慣上的相異，無法互相親密。此外，新來的記者，比原來的記者拿兩倍的薪金。這成了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差別待遇……本省人內心甚感不服……（一九八七：一三八 ～一三九）
為了爭取同工同酬，吳濁流被當時《台灣新生報》日文版同事推派去見社長李萬居，但因為會面的過程並不愉快，一個月後，他被調離原職，轉任校對科長。他描述見面時的情景：「我看準了時間，在下午三點鐘到社長宿舍，社長剛好從午睡起來，容光煥發，微笑著伸出善於社交的手，那手溫暖而柔軟。寒暄一番後我就不直接觸及薪水問題而把話題轉到其他地方去……。」吳濁流先向李萬居討教國父「天下為公」的道理，而在他滔滔不絕的講了半個多鐘頭後，才抓住機會說：「不過社長，社員的薪水，本省人和外省人有差別，也算是『天下為公』嗎？」根據吳濁流的記載，當下李萬居的反應相當激動：「他全身發抖，哆嗦著嘴唇說：『這件事……不是我規定的、不是我規定的……。』」（一九八八：一九五）
吳濁流對報社中台籍同事們的評價頗高。由於一開始政治尚未完全接管，社會治安接近真空，因接收日產所引發的紛爭時有所聞：「本省人的新聞記者們都能自重而幾乎沒有接收日產房子，對不正當接收，以監視的眼光注視著，一發現卑鄙的事實時，就毫不容情地報導在報紙上加以指摘。」他描述當時報社同事們的士氣很高：
記者們都為了使台灣比日本時代更好，以建設模範省為努力目標，凡事虛心坦懷。所有的輕佻浮華都在戒懼之列，尊崇實質剛健之風。光復當初，上海的輕薄風潮決了堤般地流進來。我們為了堵此奢靡之風，個個全力以赴。上海的商人在西門町大世界館隔鄰開了一家國際飯店，幹起舞廳生意。我們以堂堂筆陣口誅筆伐，把那兒出入的人們當作國賊般地斥罵。效果很快地顯現出來了，生意一落千丈。……在公務員方面，只要有敢化公為私，也必定是大小不論，都加以揭發。例如有人公車私用，載自己的小孩上下學，便寫出車牌號碼，指摘其公私不分。（一九八八：一四○）
當時身歷其境的吳濁流指出，二二八事件後當局開始全面壓制新聞媒體，但在此之前，台灣的報紙確實是自由的，言論方面較之文明先進國家並不遜色。而當時的報社記者「個個以社會的木鐸自許，也以此為傲」。（一九八七：一四○）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新生報》日文版廢除，讓這個在吳濁流看來是被台籍記者「當作民間報紙來辦」（一九八七：一六○）的《台灣新生報》日文版正式走入歷史。
當時日文版遣散記者，李萬居曾主動表示要介紹吳濁流到公賣局任職。吳濁流對此事的解讀是，他能寫中文，理應被留用，但卻因為在前述「天下為公」事件中得罪了李萬居，所以李才藉日文版停刊欲將他排開。而吳濁流真的很喜歡在報紙工作，離開官營的《台灣新生報》才半個月，就在王白淵的力邀下，又加入了以「文化協會」核心成員為班底的、民營的《民報》當編輯，負責編第三版。（一九八七：一五九）
當時《民報》的掛名社長是台大教授林茂生，主筆是早在日治時代就在《台灣民報》以「冷言」專欄而知名的黃旺成；黃長吳濁流十二歲，是他師範學校的學長。民營的《民報》財務相當困難，發行僅四、五千份，但因為沒有公營的包袱，言論相當受讀者歡迎。他描述《民報》待遇雖然不好，但同仁卻對工作充滿熱忱，辦公室氣氛明朗，同事彼此合作無間。（一九八八：二○七）他到《民報》任職後不久，就發生了二二八事件：
二月二十七日，我像平常一樣在報社編輯三版的消息。晚上八點鐘左右，根據匆忙回來的外勤記者說：今天公賣局查緝員葉德根等六個人以及警察大隊四個人……激憤的民眾湧到警察局，要求把兇手抓出來槍斃，但負責人出來聲明說，會把犯人逮捕後交給法院處理。但民眾卻不相信。……於是堅持到深夜也不解散。第二天早晨還拿了大鼓來敲打。起初是在延平北路騷動，民眾就越集越多。……到了中午，不知誰的提案，以大鼓和銅鑼在前頭，集合了長長的隊伍，向陳儀長官陳情，隊伍從延平北路蜿蜒地向城內進行。……當排頭逐漸接近長官公署之際，突然從長官公署的屋上機槍開火了。……激憤到頂點的民眾，不分皂白，一看到外省人便打。……為防止外省警官拿出武器，青年人就進入市內的警察署接收武器。這些去接收的青年，主要是過去當過軍夫、軍屬、志願兵的人們。他們以空手解除了警官們的武裝。是日下午，警備司令部宣佈臨時戒嚴令。……各地青年們都自動地把警官的武器接收下來。這就是所謂的二二八事件……（一九八八：二一四）
這裡之所以不厭其詳的引述《無花果》中的記載，是因為根據吳濁流自撰年譜，這本書完成於一九六八年，先在他辦的《台灣文藝》十九期、二十期、二十一期分三次登完，並且於隔年由林白出版社印行單行本。因為書中提及在當時仍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所以單行本一出，即遭警總查禁。在那個年代，寫出這樣的內容，需要很大的勇氣。同一時期，曾經與吳濁流在《台灣新報》共事的葉榮鐘，在他的《小屋大車集》中，也寫了〈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對陳儀治台雖頗有微詞，卻只寫到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八月底參加丘念台所組織的「台灣光復致敬團」前往中國大陸謁拜中山陵為止，二二八事件未見一字。可見當時這是碰不得的部分，但吳濁流卻執意把它寫下來，還想盡辦法發表。書名《無花果》，應是已經預見此作品只有「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開花吧」。（張良澤，一九八八：十二）
根據張良澤的描述，《無花果》的完成，對吳濁流而言意義非常重大：「它意味吳濁流看穿了生死戒懼，而大義大勇的做了歷史的見證人……我敢大膽的說：《無花果》是吳濁流有意留給後人的較為完整的『遺言』。」（張良澤，一九八八：八）而吳濁流自己則是這樣說的：
回顧我走過的人生路程雖然平凡，但也逢上了幾個歷史上的大事件。第一次大戰，台灣中部大地震，第二次大戰，台灣光復，二二八事件等便是。前四事已經有很多文獻與紀錄，我想用不著我再費心了。然而，其中，對於二二八事件，卻不能不有所反省。最近痛切的感到的是，當時的新聞記者，一年比一年減少了。即使尚在人間的，不是轉業就是隱居，幾乎都已和筆絕緣。視野比較廣闊的新聞記者如果不執筆，將來這個事件的真相，恐被歪曲。在二二八事件已過去二十年的今天，忘卻的固然不少，也有無論如何不能忘懷的，仍留在我的記憶中。我想追憶著這些不能忘懷的心影，把我所見聞的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率直地描寫出來。當時我是民報的記者。在這之前是台灣新生報的記者，所以在了解事件發生前後的關係上，正佔有很方便的立場。（一九八八：三三 ～三四）
從上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吳濁流是以一個報社新聞記者的心情與敘述筆法，在白色恐怖氛圍下，台灣社會「可怕的緘默」中，懷抱著「不容青史盡成灰」的使命感寫下《無花果》的。根據鍾肇政回憶：
某日，他一如往常來會閒談，談起他準備寫二二八事件，卻有不知如何下筆之苦。我聽了不由地大驚失色。此時此地，可寫的事多矣，唯獨二二八該是禁忌中的禁忌，誰敢去碰這種事！我們這一輩人親身經過那一場驚天動地的浩劫，也挨過了那以後接踵而來的恐怖日子。那不是餘悸猶存的恐怖，根本就是尚未褪盡的驚恐。……至少在我，在那個階段，連想都不曾想過要寫二二八。（鍾肇政，一九八七：二）
這種知識階層的普遍驚懼，在政治高壓下一直持續，直到吳濁流去世後隔年（一九七七年），距離《無花果》完成已將近十年，張良澤在編輯《吳濁流作品集》（一至六冊）時，仍然無法將《無花果》及最晚完成的《台灣連翹》收入。鍾肇政指出，整本《無花果》的鋪陳，其實是要以回憶錄自傳體的方式，帶出最後不到十分之一篇幅的對二二八事件的記錄。吳濁流「為了短短不到一萬字的部分，寫了約九萬字所謂的『遠因』與『近因』……只可惜連載時儘管風平浪靜，人也無恙，卻在印行單行本後不久，仍然難逃查禁命運。」（鍾肇政，一九八七：三）吳濁流在《無花果》被查禁後，於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間，繼續寫了同為自傳體的《台灣連翹》，記載的範圍一部分為對《無花果》的補充，一部分則從《無花果》記載的二二八事件再往後延伸至一九四九、一九五○年國民政府遷台前後，其中最大的驚人之筆，是關於二二八事件中被逮捕的台籍精英名單，係由「半山集團」提供的驚人內幕。
吳濁流與二二八事件時和陳儀不睦的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頗有私交，心中盤算可以從他那裡問出一些內幕，可惜一九七三年時李翼中已經去世，為了探究二二八事件的前因後果，他左思右想，決定親訪同為客家人，也是師範學校後輩，曾擔任過台灣省建設廳長的彭德。根據彭德的說法，「外省人對台灣各地各界的領導者不可能知道得那麼詳盡。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一九八七，頁一八○）從這段過程中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已經不在報社工作，但吳濁流根本是以新聞記者探究事情真相的精神，在進行深入的調查報導！如同他撰寫《無花果》的心情，為了替歷史做見證，吳濁流在晚年，強忍腳部神經痛，伏案完成了《台灣連翹》。他在《台灣連翹》的自序中說：
雖停停歇歇我仍然執拗地寫，自問，為何要這樣做呢？因為自民國三十六年至三十八、九年，這段時期社會很複雜，年青作家身無歷其境，極難了解其時代背景，如果老一輩的作家不寫的話，其真相實無可傳。現在老作家，老的老、死的死、殘存無幾令人心寒，我想到此，不知不覺地似乎有一點責任感，所以也不量力著手寫起，……（一九八七：六）
二二八事件後，《民報》及其他許多家報紙被迫關閉，而隨著《民報》關閉，吳濁流也結束了他的新聞生涯。
作者出生於「殺朱拔毛、反攻大陸」時代的台灣，在父系中國、母系台灣的家庭成長；穿梭在代表父系、高調的宗法與廟堂，及代表母系、靜默的人情與生活之間，直到理解表象下往往還有深埋的底層。研究台灣近代史，讓我了解自己人生的底圖如何繪成，這是一幅讓我駐足良久，不時喃喃自語「原來如此」，仍在不斷展開中的底圖。
書名：《戰後初期的台灣報人：吳濁流、李萬居、雷震、曾虛白》
作者：邱家宜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