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控制思想
他們為設在加拿大多數校園內的孔子學院提供經費。這些學院看似是由〔中國〕大使館、領事館之外的人來運作。沒有人知道中國當局其實有介入。他們會組織示威活動，抗議加拿大政府的某些中國政策。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局長費丹，二○一○年三月
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在它求生存、壯聲勢的任務中，海內外的中小學與大專院校是關鍵戰場。中共把國內外的學者看成傳送門，透過這些傳送門可以獲取重要的經濟及軍事技術。同樣有幫助的，是利用與海外學生和教育機構的友好關係，讓中共得到外國的政治支持──就算再不濟，也要得到默許──這麼做不只著眼當下，還要放眼未來，因為今天的學生會變成明天的風雲人物。此一任務打從最開始就有一項必要元素，就是設法確保教育機構所教導的歷史及社會政治分析，符合中共的版本。
中共政權早期會鼓勵外國有專才的支持者到中國傳授知識。此外，也會安排讓外國學生，尤其是海外華人，到中國大學學習漢語及祖國文化。然而一九六○年代晚期到一九七○年代初期的文化大革命，不僅讓這類計畫變得窒礙難行，也使中國國民要到外國大專院校進修的路途受阻。直到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毛澤東過世，接著鄧小平著手開放中國的外交及經濟，上述情況才有所改變。自此以後，中共就把焦點放在留學海外的中國學生，以及在各自國家就讀大專院校的外國華裔學生。
為了監視並控制在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美國以及英國的學術單位進修的中國國民，中共設立了某些機構，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又稱中國學生學者聯合會，中國學聯）。凡有中國留學生前往就讀以取得外國資歷的世界各地大專院校，裡面多半都有中國學聯的運作。它們當然是為了給離鄉背井進入陌生文化的中國學生提供重要支持，但這些由政府資助的中國學聯還有一個邪惡的目的，那就是監視並控制中國留學生的活動。陳用林是駐澳洲雪梨的中國外交官，二○○五年由中國領事館出走，他的觀察讓我們了解到中國學聯在檯面下的操作已經進行到何等地步。出走後他多次接受採訪提到，主管各校中國學聯的人是距離他們最近的中國外交辦事處裡面的教育官員。中國學聯除了監控中國留學生，其主要任務是遊說各級西方政府在相關事務上支持中共政策，例如阻止圖博流亡領袖達賴喇嘛與西方進行官方接觸。
陳用林說，中國留學生都很清楚學聯與中國外交官之間的聯繫，而他們原本在國內也習慣了隨時受到監視。他們之所以和中國學聯打交道，往往是希望中國外交機構可以為他們寫正面的推薦信。另外，也有機會得到課外活動的經費、獎學金，以及獲邀出席特殊活動。但要與外交辦事處打好關係，就得支持中共立場，不涉入中國外交官反對的事情。
渥太華大學資訊科學系的學生張菱蒂在二○○七年七月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前一陣子她收到了一封電子郵件，發信者是該校中國學聯幹部，信中對她提出嚴正警告：「根據同學們的反映和學聯幹部的調查，妳依舊是法輪功學員。我勸妳好自為之。」
同一篇《大紀元》報導中提到，二○○六年四月卡加利大學也發生類似事件。該校中國學聯成員收到一些電子郵件，寄件者自稱李清（音譯），說他是中國公安機關的特工，呼籲學聯的成員不要參加「法輪功之友」俱樂部舉辦的每週電影欣賞會：「請勿出席該活動。否則你的姓名與相片將會上報給中央政府。」
陳用林稱，中國學聯對中國的駐外辦事處還有其他功能。某次他接受採訪時說到：「領事館、大使館往往不方便做某些事情，所以用留學生聯合會這樣在稱呼上很中性的組織會比較有效。這種聯合會實際上是由中國駐外單位所控制的組織，也就是中共政權在海外的延伸。」
二○○四年，多倫多大學中國學聯寫信給市政府，呼籲市議會不要通過在該市訂定「法輪功日」的動議。二○○五年，法輪功背景的新唐人電視台申請在加拿大播送的執照，當時加拿大廣播電視暨通訊委員會收到一些反對的信件，其中一封來自渥太華大學中國學聯。這兩個中國學聯在信中的用字遣詞都和中國外交人員所發的反對信一模一樣。
加拿大國安當局偶爾也會動手對付中國學聯的間諜活動。瞿湧杰（音譯）就是一個好例子，一九九一年瞿從中國來到加拿大留學，在蒙特婁的康科狄亞大學攻讀碩士。他在校內的中國學聯很活躍，一九九四年八月，他在紐約州水牛城的加拿大領事館申請加拿大永久居留權（當年此類申請皆必須在加拿大境外辦理）。一九九五年二月，瞿與簽證官面談，談話結果讓他的申請書被轉交給加拿大安全情報局。一年後兩位安全情報局探員與瞿面談，那是一九九六年二月，到了一九九八年九月他再次與一位簽證官面談，對方告訴他，他的永久居留權申請被拒絕了。瞿收到的拒絕通知書摘錄如下：
我在與您的面談之中曾表明我深感疑慮：按照加拿大對情報活動的理解，我們有合理的根據認為您曾涉入某些活動，用來刺探及顛覆民主政府、民主制度和民主程序。我曾指出，您在面談時親口承認：您一直以來都向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加拿大大使館進行匯報；您會提供個別人士活動的情報，而這些人士都有參加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中國學聯）此一加拿大學生團體；您意圖顛覆該團體，以完成某外國政府的目標及特定目的。當時我請您澄清我的疑慮，我並告知您，若無法澄清我的疑慮，您的申請將被拒絕。
您在回應時否認您是外國政府的代理人，卻很願意承認您在一段長時間內曾與中國外交官多次接觸，而當時您在「重組」中國學聯這件事情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您也承認將中國學聯個別成員的資料提供給中國外交官，您更進一步承認與該團體當中支持民主的學生公開齟齬，所以您才會指認並提供這些個別成員的資料給大使館，同時試圖利用大使館所提供的經費來支持某些活動以改變中國學聯的方向，使其能夠「體察中國政府與中國官員」。您主張，中國政府的目標及政策與您的活動之間，如有任何一致純屬偶然，您的行為完全出自個人信念。然而我注意到，您所承認的活動明顯屬於代理人的行動，因此您的立論缺乏任何可信度，我不得不將您的否認視作自圓其說之詞。
通知書又提到，中國大使館給了瞿湧杰罕見的豁免文件，意思是說，他可以不用去康科狄亞大學出席上課，而他的學費是中國官方支付的。如簽證官的通知書所指出的，瞿湧杰顯然就是中國官方出資雇用的全職間諜。
通知書的結論寫道：「有合理的根據使我認為，您為某外國政府工作，涉入敵對與顛覆活動，受指示蒐集資料以供情報用途，而這些資料與加拿大國內憲章所保障的個人權利有關。」通知書最後判斷瞿湧杰屬於移民法中「不被允許入境的人士」這一類。
二○○○年代早期，中共愈發肯定中國將重新成為超級強權，於是它發展出一套普遍推廣的策略，運用中國語文及文化的吸引力，向外國人發動軟實力攻勢，特別是針對外國大專院校。當時的西方教育機構對所有的中國事物都迷得不得了。中國、中文、中華文化不只是那時候最潮的研究領域，慢慢地大家也發現了這些研究可以賺錢。在中國學生已經讓人榨取大筆國際學生學費之後，大學又開始挑戰能夠合法招收外國學生的比例上限。大學裡的專門研究所紛紛跟風搶錢。亞洲研究所開始蓬勃發展，裡面最強勢的往往就是中國研究。企管系所發現瞄準中國市場的業界急需協助，他們對中國市場抱持著極度誇張的期待，因此很願意出資贊助訓練機構。
中共看到西方學術機構已敞開大門準備好與中國合作。但北京想出的做法實在很諷刺，因為中國不久之前才結束了文化大革命，而文化大革命的戰鬥口號正是「破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這場打倒偶像的大型狂熱運動裡面，最核心的就是要擺脫儒家的孔子所設計的封建禮教，正是這些規範讓中國兩千多年來在文化、政治、行政方面得以凝聚為一體。但中共明白，與西方世界打交道時，拿孔子出來當現代中國的守護神要比其他做法來得有吸引力，例如，至少比重新粉飾毛澤東僵死的意識形態，讓他變身為有模有樣的英雄強多了。
中共決定在全世界的大專院校與各級學校設立孔子學院的網絡。孔子學院將有中方教師提供漢語及中國文化的教學，同時北京也將給予足夠的補助，使所在機構認為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提案。孔子學院最早的試辦是二○○四年六月在烏茲別克的塔什干。試辦非常成功，於是僅僅五個月後的二○○四年十一月，第一所完整的孔子學院就在首爾設立。截至二○一八年初，根據主管孔子學院的中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辦公室（漢辦）公布，海外的孔子學院共有五百一十一所。其中有十二所孔子學院設在加拿大大專院校，三十五個孔子課堂設在加拿大的高中。
剛開始，表面上看來，孔子學院顯得無可挑剔。中國官員讓大多數孔子學院看來就像某些歐洲國家的文化推廣組織一樣，例如法國文化協會、德國歌德學院、英國文化協會。漢辦屬於中國政府的正式組織，在架構圖裡面是放在教育部底下。因此，漢辦與外國高等教育機構及地方教育主管機關簽訂協議，提供經費與師資給孔子學院、孔子課堂，看起來就像正當的教育交流計畫。然而，只要稍加研究，便能發現孔子學院的規畫乃是中共一項重大的國際宣傳暨間諜工作，只是表面上以文化交流的名義來加以掩飾。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出版的《經濟學人》引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的李長春，他說孔子學院是「中國大外宣格局的重要組成部分」。後來的發展顯示出孔子學院遠遠不只如此。大部分的孔子學院都是中國大使館、領事館的間諜分支機構，藉此來控制中國學生、蒐集所謂敵人的情報、威懾異議人士。本書寫作時，孔子學院總部理事會主席是副總理劉延東，她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前也擔任過統戰部部長。理事會裡面還有其他中共高級官員，來自包括財政部、教育部、外交部，以及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
加拿大第一所孔子學院是二○○六年二月設立於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BC理工，BCIT）。開幕活動辦得十分浩大。加拿大方面的兩百位來賓包括聯邦級、省級、市級官員，時任英屬哥倫比亞副省長的雪莉．龐德也出席了。中國代表團更教人嘆為觀止，領軍的是中共高級幹部暨教育部長陳至立。不久便有人提出質疑：BC理工的孔子學院到底在搞什麼。二○○八年初《溫哥華太陽報》教育新聞記者珍奈特．薛蒂芬哈根找到一些收據的影印本，是北京為了孔子學院交給BC理工的錢，總計約四十萬加幣。薛蒂芬哈根造訪位於溫哥華市中心的該院院址，發現「沒有什麼活動的跡象」，這是她在二○○八年四月二日的報導。「近期《太陽報》曾三度前往BC理工八樓，但標示為孔子學院的接待櫃台卻空無一人。其中一次，整個八樓空空如也；另一次，有些人正在上課，但這些課程活動全都是其他組織舉辦的。」BC理工副校長吉姆．賴赫特接受薛蒂芬哈根採訪時表示，該校仍在整備中，以決定哪一種課程最適合希望進入中國市場的英屬哥倫比亞省民。報導引述賴赫特說：「我們的方向不在於數字要龐大。孔子學院真正的目標是在開設的國家、開設的機構以及中國之間搭起橋樑。」
當時薛蒂芬哈根在《溫哥華太陽報》有一個附設的網誌，她在上面闡述了心中對BC理工孔子學院的一些疑問。二○○八年四月四日她發文說：「曝光給我的收據大約有四十萬元，但總支出的金額可能更多。有人告訴我，孔子學院在那段期間〔自從二○○六年啟用以來〕以鐘點學程所招收的學生不到一百位。BC理工說其實人數比較接近兩百五十位，但這個數字包含了報名一日課程的學生，例如『一日速成漢語』。為什麼中國要花這麼多錢卻做這麼少？這些錢又是怎麼花的？我沒有答案，因為BC理工與北京簽訂了保密協議，與孔子學院相關的一切財報也都是機密。」
漢辦與設置孔子學院的機構所簽訂的協議確實有嚴格的保密要求，協議中亦有條款確保漢辦有權決定孔子學院中哪些主題是政治上可以討論的，而哪些是不可以討論的。協議裡的基本保密條款十分嚴苛，寫著：「協議雙方將本協議視為保密文書，任何一方所獲取或知悉關乎另一方的材料或資訊，未得另一方書面同意之前，均不得發布、揭露、使之公開，或容許第三人發布、揭露、使之公開，除非協議一方為了達成協議中所約定之責任，必須將上述材料或資訊予以發布、揭露、使之公開。」
制式協議裡面最詭異的應該是第五條，規定孔子學院開展的活動須符合中國和所在國的習俗、法律與規定。這一點在加拿大以及所有設置孔子學院的西方國家都不可能辦到。加拿大的法治以及《權利與自由憲章》所形成的社會基礎，和中國的情況毫無相通之處；在中國，中共並不接受法治，憲法則是一紙空文，要不要尊重憲法取決於政治上的方便。加拿大有些大學及學校開始認清孔子學院的真面目，就是因為此一條款所造成的衝突。愈來愈多加拿大學者及校務人員開始擔心，在他們的學校裡有這樣一所機構，將使學校在學術嚴謹及卓越方面的聲望下降。
就算孔子學院原本的真面目起初還沒有引起加拿大安全情報局的注意，等到英屬哥倫比亞理工學院這所加拿大在科技方面的頂尖院校也要設立孔子學院了，情報局無論如何都會開始關注。僅僅一年後的二○○七年二月，安全情報局已完成一篇報告，將孔子學院描述為軟實力代理人，要為二○○八年北京主辦的夏季奧運大作宣傳。該報告經過編輯後的版本由《加拿大通訊社》透過資訊公開法取得，並於二○○七年五月公布。報告說，孔子學院似乎主要在提倡中國語言及文化。「換言之，中國希望全世界對於中國以及各種中華事物產生正面的感受。中國要達成此一目標，就得讓眾人對中國產生一定程度的仰慕。正當學界還在探討硬實力──坦克、飛彈、槍枝等等──相較於軟實力的重要性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把軟實力視為同樣有用的概念了。」
該報告保留未釋出的部分必定對孔子學院的目標提出更嚴厲的評估，因為就在準備報告期間，安全情報局已派出探員拜訪與漢辦簽署協議的大專院校與高中。蒙特婁的道森學院是在二○○七年十月設立孔子學院，院長榮萌後來告訴加廣記者，安全情報局的探員在開幕那天就來找她。第一次面談時，探員就質問她孔子學院的目的是什麼，同樣的面談後來又進行了兩次。榮萌告訴加廣：「我們很明白地告訴他們，〔學院〕與政治、間諜毫無關係。」她說探員讓她看了一份名單，但除了加拿大駐華大使羅嵐，她一個名字也不認識。在安全情報局探員前往她的住處之後，榮萌說她告訴這些探員，如果他們再打擾她，她就要提出侵害人權的申訴。
隨著二○○八年北京奧運的腳步接近，中共動用了巨大的資源，要保證中國將以世界強國之姿示人，不會被小看，也不會受指點。當然，此次奧運會對反對北京政權的人來說是現成的舞台，正可藉機大鳴大放。三月，圖博由首都拉薩開始發生暴動，為了反對來自北京的壓迫以及文化滅絕。暴動很快擴散到甘肅、青海、四川三地的圖博族群。奧運會開始之前，西方媒體天天都在報導暴動及當局鎮壓的新聞。
作者為資歷超過四十年的加拿大新聞工作者，1970年代晚期擔任《多倫多星報》歐洲局局長，1980年代中期效力索瑟姆報業，奉派駐歐，1989年駐非洲，1993年駐香港，之後駐溫哥華，為「郵報傳媒」撰寫國際事務專欄。現為自由撰稿人，作品散見於iPolitics, Facts and Opinions, The Star, Asia Times等，著有《禁忌的國家：台灣大歷史》（望春風出版）。
書名：《大熊貓的利爪：中國如何滲透、影響與威嚇加拿大》
作者：文達峰（Jonathan Manthorpe）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