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首爾市政府提供
南韓首爾市長朴元淳在7月9日以極端方式結束生命，震驚社會，之後又證實，事發前1天，他的前秘書才向警方報案稱，遭朴市長性騷擾，為南韓「#MeToo」疑雲再添一樁。人權律師出身的朴市長，形象清新又親民，市政表現也廣受各界推崇，現在去世後又成為性騷擾嫌疑人，留下許多難解爭議。
有人以「死者為大」來爭執，認為他市長做得好，如今又走上絕路，不論牽涉性騷擾與否，已夠令人悲哀，就別過問太多；也有另一派認為，性騷擾疑雲要先釐清，否則只顧緬懷他為人與政績，對控訴者並不公道，而且會造成「二次傷害」。
實際上，事發後3天，緬懷朴市長、對他走上絕路而錯愕難過的聲音，是比較多的。「控訴者應趕緊獲得保護」、「性騷擾疑雲得先調查」的主張，雖慢慢出現，但初期並不成氣候，輿論一開始沉浸在為勤政愛民的朴市長的離世，陷入惋惜與不捨的氣氛中。
直到7月13日，指控性騷擾的秘書，透過律師與女性團體召開記者會，公開完整過程，並表示朴市長事前已知秘書報案，而且過往透過手機通訊軟體傳送的淫亂文字與照片紀錄，經過鑑識，都作為證物交給警方，相信性騷事件為真、並主張要釐清問題者，才開始多了起來。
此前，不僅一般民眾，對包括筆者在內，曾跟在他身旁採訪、更見到這幾年首爾許多正向變化的人，在性騷擾疑雲遭披露後，該如何處理相關新聞與評論，其實也會碰到「兩難」局面。
一來是最初資訊尚不充分的情況下，基於朴市長的正面形象，加上他又是曾為性侵害、性騷擾案件挺身而出辯護的律師，我們很難認同這會是真的。
就算遺體發現、警方也公開證實確有性騷擾報案後，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與證據有限，加上忙於新冠病毒（武漢肺炎）與不動產對策等重大議題，無法排除他有其他工作壓力甚至憂鬱症等心理因素，因此，我們無法斷定朴市長的死與性騷擾疑雲劃上等號，只能說「可能」有關連。
但另一方面，南韓#MeToo浪潮自2018年起席捲，從檢察官徐智賢首先跳出指控遭性騷擾後、時任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的秘書與釜山市長吳巨敦旗下的公務員，也都披露自己遭性侵與性騷擾的經歷，迫使兩人辭職下台。碰到朴市長的案子，就算資訊有限，也很難不去思考，這是否為#MeToo運動其中一環。
後來我也判斷，不管朴市長在不在世，這名秘書會報案，她的姓名與身分，遲早會被披露出來（只要向市廳打聽近幾年離職者即可知曉），那表示她已鼓起勇氣，甚至也對事件被攤開、會引發波瀾，應有心理準備，加上就算朴市長有其他可能心理因素，選在女秘書報案隔天走上絕路，時機巧合實在太大。
基於這些因素，在記者會前，我個人就算對朴市長印象多麼好、有多喜歡他，還是傾向相信性騷擾疑雲的真實性很大。而且法律規定，嫌疑人死亡時，事件就會自動終結，若是這樣，碰到加害人不在了，被害人即難以討回公道，必須承受終身苦痛，這樣並不公平。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考量因素─哪怕我們最後判斷錯誤，發現控訴者是真要「惡意栽贓」，我們都得站在被害人立場去思考問題─我們預期與研判的被害人，不該只限定這名秘書，還包括其他可能遭同一人「下手」，或社會上所有被性侵害、性騷擾，卻還不敢發聲的所有人。
有人或許會問，若最後證實秘書栽贓，朴市長會不會因此背負一世汙名，這樣最初就在呼籲「保護控訴人」是否值得？
其實這問題，更凸顯在事發之初，就算案件隨嫌疑人死亡而終結，基於「保護控訴人」的原則去「釐清問題」更為重要。因為若不釐清，只會讓各種對朴市長與秘書的耳語推測，甚囂塵上，對兩造都只是增添困擾。有可能釐清問題的目標，最後會隨證據不充分而終結，卻是我們得起碼做到的最基本努力。
即便這名秘書造假，我們也該站在所有潛在被害人立場來判斷：雖然最初事件相關資訊有限，但只顧緬懷弔念朴市長，而未同時呼籲保護控訴者人身安全與心理狀況並釐清案件（無論真假），會不會讓其他遭不同人性侵害與性騷擾者，心靈承受更多煎熬、更不敢跳出來面對與揭發，而讓#MeToo運動倒退？
我並不反對緬懷與弔念朴市長，他長期在人權與市政上的努力，本來就不該被抹滅，但我們對朴市長有多少程度的緬懷與弔念，對控訴人（再說一次，無論真假）或其他潛在被害者，就該投以相同程度的關心與保護。
這絕非精神分裂，也不是非黑即白的極端二分，而是在不希望性騷擾與性侵害案件重演，同時盼望更多人站出來討回公道的前提下，基於社會正義與關懷原則下的超前部署。
作者為定居首爾的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長年採訪與評論南北韓時事，希望注入具有台灣觀點和現場觀察的韓半島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