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自發性勞資爭議
一、1926年以前的勞工運動
1923年印刷工罷工以前的臺灣勞工運動至今沒有任何論述，限於資料匱乏，這裡根據連溫卿所提示的線索，會同《臺灣日日新報》之報導，輔以《臺灣民報》，將1926年以前，規模大到足以見報的勞資爭議整理成「附錄一」──為避免妨礙正文的閱讀，附錄於本書最末。
《臺灣日日新報》所記錄的較大型的勞資爭議事件，從創立之初的1898年截至1926年底為止共有76件，其中47件所爭取的與工資水平之調整相關、2件屬於追討欠薪、9件反對職場上的規範與監督、3件要求改善工時或工資、2件反對解雇、6件屬於其他、7件原因不詳。歸納起來，早期勞資爭議幾乎全部起源於勞動者要求改善自身經濟待遇。
比較特別的只有四次人力車夫罷工，其抗爭對象為殖民政府。不過，資方的缺席是因為當時人力車夫多為自營作業者，國家又介入管理的緣故，倒不是因為抗爭已出現政治高度。
從民族別的角度來考察，早期的抗爭者並不只有本島工人，也包括日本人、大陸人，更多時候是不同民族的工人聯合抗爭。許多報導只提及抗爭者職業，不論及民族，然而，光是從該職業之內容亦可以判斷這類報導所描述的抗爭者並不限於本島人—比如說，大稻埕製茶業工人多半是華僑，土木建築工人中擁有高階技術的是日本人，港口苦力同時有本島人、日本人和華僑，人力車夫既有本島人與日本人的自營作業者，更有許多業者雇用大陸移工來拉車，塌塌米師傅則多半是日本人，需要現代技術的電機工人與船員等職業就更不用說了。在跨海流動的資本面前，只要在同一個產業位置上，各民族的工人都面對同一個資方──多民族、多國籍的工人聯合抗爭是這個時期工運的特徵。
如果加入歷時性的因素，1910年以前的20起勞資爭議中，至少有17起是確定或推測為非僅本島人參與的爭議；1910到1920年中間的40起勞資爭議中則有至少23起；1920到1926年中的16起勞資爭議中則有至少8起──越是早期的抗爭活動，就越多具有跨民族性質，且往往由日本人或華僑帶頭，純粹由本島人構成的抗爭反而很少。早期島內活躍於抗爭的工人，其實是日本人與華僑，本島人階級意識較低。
與此同時，島內最早發動抗爭的集體組織，也是日本人設立的，本島人在這類工會中並沒有主導權。可以說，1926年以前的臺灣工人運動非但不是以民族主義為軸心發動，其原初型態更有明顯的國際主義傾向，即跨國籍、跨民族工人的聯合，或許和殖民地臺灣產業、文化、人種多元混雜的性質有關。
二、臺灣最初的工會組織
從組織史的角度考察《臺灣日日新報》這批資料，在1896年到1926年這31年間，只有五個工會見報—它們分別是1903年的臺北大工組合、1918年的臺南職工組合、1922年臺北塌塌米工人的疊職工組合，連溫卿所提到的1920年三個臺北印刷工組合，以及1924年華僑靴工組合。
除了這幾個工會，文獻上沒有其他工人抗爭超過一次──可知直到1926年，臺灣勞工幾乎處於無組織的、一盤散沙的狀態，歷年勞資爭議沒有催生太多集體組織，或者說，即使有些工會生長出來，它們也沒有被社會看到，不具備運動性。
依《臺灣日日新報》的資料，臺灣史上第一個可見的工會是1903年成立的臺北大工組合。當年殖民政府發包工事採「入札」制度，即競標，由開價最低的業者取得興工權利。至1903年，由於新築工事、家屋等土木建設的需求相較於前年顯著減少，使得業者之間競爭加劇，木工的日平均工資遂被承包業者由原先的1圓20錢下壓至50錢左右，短少將近六成。同年5月14日，西門外街的日本人木工本間松次郎率領木工，與臺北市內諸土木承包業者在松竹亭進行團體協商，爭取到每日工資提高到1圓以上，該協約並受臺北廳當局認可。同年8月4日，大工們所組織的勞動者組合正式成立，在武德殿內辦理發會式。
臺北大工組合由日本內地人與少部分本島人共同構成，而由日本人主導。雖然會員中有本島人，但權力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上，該組織中的28名幹部幾乎全部是日本人，本島人僅佔一席。該組合之下又依工人作業地點之市街分為城內（含大稻埕）、新起街（含艋舺）、西門外街三部，各自設有地位相當的部長，部長之上似乎沒有一個總的領導人。該工會生於鬥爭，後來也在組織內部創造出工人間的集體生活，除了對內每個月辦一回演講，也設有公積金保障會員喪、病、歸國（即回去日本）時所需費用。
該組合的活動時間從1903年起至少延續到1909年，中間不只一次發起抗爭，這群日本工人是一九二○年代以前唯一在組織上有延續、有戰力的工會。除了1903年最初創立時的團體協商，1907年7月也曾發起同工同酬運動，1908年3月更發動罷工要求調薪，聚集兩百七十餘名工人示威於圓山公園。
1918年末成立的臺南職工組合與1922年臺北的疊職工組合，則都是日本人的工會，同樣都是生長於抗爭中。前者在成立後不到一年，即發動提高工資的團體協商，然而失敗了；後者本身就是為提高工資而成立，除了這些訊息，報紙上無法得到有關這兩個工會更多的資料。
臺灣本島人最早的工會組織，則是1920年成立的三個臺北印刷工會。這群先覺者在1923年策動了一次罷工，抵抗業主廢除津貼的企圖：
臺北製本印刷同盟組合（按：此為資方組織），此次因對本島印刷職工，宣言斷行減少薪水一節，職工等以組合處理不當，皆弗肯服。于是再四五為折衝，印刷主仍為拒絕，不許其要求，州當局亦出面調停。果也客月下旬，印刷主對于職工共發解雇通知，然其後又暗裡交涉。印刷主一邊之廢四成手當（按：津貼）為增給二成五分之主張，讓步至三成，而公休日及皆勤手當（按：全勤獎金）之復活條件，容職工之手當三成二分五厘主張，遂妥協成立，其由印刷主一旦通知解雇者，又再為顧入。成立後職工等共于三日午後一時，會于江山樓，印刷主亦舉代表數名臨席，開宴交歡，于是一同圓滿解決云。
三個印刷工會早期的發展幾乎沒有紀錄，往後資料就比較多了──它們受1927年工潮的影響，在罷工中整併成單一的「臺北印刷從業員組合」，後來更與反殖民知識分子合流，加入臺灣工友總聯盟。直到1931年因為最後一次大罷工失敗，方才瓦解。
第二節 新臺灣文化協會
一、社會問題研究會
為了追溯臺灣工會組織者的源頭，〈過去臺灣之社會運動〉論及附屬在臺灣文化協會底下的「社會問題研究會」。它的成立背景是一九二○年代上半葉，那時農民、勞工的抗爭剛開始萌芽，知識分子逐漸把眼光從文化運動轉移到具體的社會問題上。
該會雖不是島內第一個左派結社，可它在社運史上極具時代意義—除了連溫卿、蔣渭水兩人分別成為左右兩翼勞工運動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該研究會引領為數眾多的「無產青年」，創造出臺灣左翼的思想共識，最終導致文化協會的左傾與分裂。
1923年7月23日，社會問題研究會正式成立，辦事處設在連溫卿住宅，印製趣意書五百張散布至島內各地：
我們同人是⋯⋯
鑑及最近在新店發生的佃農紛爭，南部創立地主佃農協調會，特依照前記趣旨、綱領，組織社會問題研究會。凡是人類，沒有一個人不受社會束縛、暗示的，所以想：感到社會的缺陷的，自然應該以這社會的環境所發生的問題為對象，求其解決的。然而所求的解決是甚麼呢？這正是我們所要知道的，而且也是組織本會的緣由。我們淺學菲才，是否對於人類稍有所貢獻？相信這端賴社會的扶掖、指導、聲援。
趣旨
人類有個二代歷史的時代，這就是由法國和俄羅斯所表現的革命。
所有古老的傳統主義和保守主義，固執著頑迷的宿命，已經突破過了歷史時代的革命期了。新的人類愚蠢地還要以嗤笑和罵語與威嚇來欺瞞，故意不看。
人類希望過更幸福生活的意識，難道可以當作一時的現象看過不理嗎？受一定生產條件影響的社會，難道果能保得永續性和調和性嗎？
你看！正要踢破社會制度軀殼的所有問題，勞工問題和佃農紛爭，在所謂武陵桃源的臺灣，也已經舉起了狼火了。這對人類告訴了些甚麼？這正是我們同人所要研究的。
綱領
站在近世的科學，基諸一定的社會條件研究之。
由於該會思想激進，不只民眾缺乏理解，連文協內部的知識分子亦往往不能接受。該會雖未獲得工農迴響，卻在學生裡喚醒了反帝反資、民族主義的意識，造成全島公學校同窗會的抗爭。這群受到研究會影響的學運分子，後來成為左翼文化協會與臺灣共產黨的核心幹部，更是重要的工運組織者。大正12年7月30日，臺北市太平公學校所召開的同學會，廈門集美學校留學生翁澤生、洪朝宗、鄭石蛋等人，故意用臺灣話演說，且主張同學會應獲得自治權等事，使同學會陷於混亂，為此後一系列學運之發端。
翁澤生、洪朝宗等青年學生聚集在蔣渭水、連溫卿、王敏川等社會主義者的周圍，陸續成立臺北青年讀書會、臺北青年體育會，然而，讀書或有之，體育則沒有人在練習，兩個社團大多以「臺北無產青年」的名義發動反政府運動，宣傳社會主義思想。
這個階段，儘管已發生數次思想論爭，左翼知識分子與林獻堂、蔡培火等協會的右翼領導者，在行動上並未發生衝突，左右兩翼共處於臺灣文化協會，各搞各的，分進合擊。
二、臺北無產青年
1926年的五一勞動節，社運中的左右對立浮上檯面。這是臺灣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慶祝五一，臺灣文化協會在臺北港町的文化講座辦理大演講會，開放給所有市民參加。當天晚上，日本警察把持講座大門，所有參與者進入前都被搜身。下午七點半辯士到齊，場內已湧入群眾一千餘名，站在門口街巷擠不進去的，還有二千餘人。
蔣渭水首先開場演說「五一的由來」，「話未及兩句，就被中止；次王敏川君講『勞働者的覺悟』，也是遭了同樣的中止；王君下臺，蘇亞民君上臺講『臺灣人的自覺和勞働祭』，一開口說兩字『兄弟』，就被中止和命令解散。後雖有辯士署名都說不得了。外有謝春木君由桃園打電報來說明『將來的支配者是勞働階級』，也不得宣讀。」隨後一大隊警察提著紅燈籠出現，把民眾逐出會場。左翼分子舉辦此一活動，不只得罪警方，更得罪了當時身為文化講座管理者的蔡式穀。這位律師認為演講者未經同意就利用港町講座，像侵入民宅一樣，並揚言要向法院提出告訴──文協右翼之反對左翼的群眾運動，到這裡終於表面化。
五一勞動節過後沒多久是六一七始政紀念日，當時臺灣社運圈中左翼力量的「出櫃」，便是從1926年6月17日這天開始。它本是國家規定要慶祝日本佔領臺灣的日子，但自領臺之初，已有一大部分的民眾稱之為「死政紀念日」。由於勞動節以後總督府對社運的壓力提高，當天右翼人士未有任何行動，左翼則在當晚舉辦了兩場反日政談演講會。第一場次由連溫卿、蔣渭水、王敏川、謝春木、鄭明祿等主講，地點在文化協會臺北港町講座；第二場次則是由「臺北無產青年」在日新町臺北青年體育會事務所召開。蔣、連主持的場次聚集上千民眾，開始不到十五分鐘，就被日警命令解散；無產青年的辯士潘欽信、高兩貴則是還沒開場就被三十幾個便衣警察逮捕。
晚上八點在臺北青年體育會事務所，洪朝宗首先登臺講演時，警察尚未臨監，僥倖全部講完。王萬得繼之登臺，不到五分鐘，文化講座那邊被命令解散的民眾潮水一般蜂擁而至。然而會館窄小，大部分聽眾滿溢出來，站在會館前的馬路上。「旋而野田警部引率大隊警吏開到，先守住會館樓門，繼而將王萬得、胡柳生、洪朝宗三人檢束，後將樓門關上，不許聽眾出去，命令記錄聽眾之住所姓名，秩序紛然，又將鄭明祿連溫卿檢束。」
5名被羈押的無產青年一起關在北署拘置所。晚上九點，連溫卿、鄭明祿兩人也被警方送進牢房，彼輩見同志進來，皆在檻內招呼，拍手歡迎，又和唱「籠鳥」及「枯芒」，將此寂寞棲冷嘆聲之處，變為一歌舞場所。相較於三年前因治警事件坐牢的政治犯一片悲壯憤恨，這樣一群快樂唱歌的囚徒應該是前所未見。
警方一直到6月24日下午才釋放無產青年。其中潘欽信、高兩貴、王萬得、胡柳生、洪朝宗五人以違反《治安警察法》遭到起訴。6月19日清早，以野田警部為首的便衣警察前往臺灣民報社支社、臺北青年體育會事務所，以及連溫卿的家宅，破門搜查。不數日間，主流新聞雜誌陸續以「左傾」、「赤化」、「過激」、「非國民」等詞彙攻擊臺北無產青年。
1926年7月23日，潘欽信、王萬得兩人出席臺北地方法院公判庭，連溫卿晚年的著作留下他們答辯言論的吉光片羽，從中可見左翼青年高蹈的理想與苦悶的心境。茲抄錄部分文字於下：
有水裁判長先問潘欽信：無產青年是一個會，其目的如何？潘答：無產青年不是一個會，如臺北市民之「市民」兩字。無論如何，臺北市之人都可稱為市民，無產青年是相對於資產階級的稱呼。無產階級之人無論誰都可以稱呼之，目的並無具體的決定。⋯⋯又問王萬得，謂有劉某等三人為證人，說王之演說：「謂日本人養臺灣人此為誣說，例如日本政府強收重稅養活日本人官吏」等之不穩言辭。王答：「在始政日，日本人說臺灣人應與彼輩慶祝，在我卻以為不然。日本占據三十多年，對臺灣人之差別待遇，此種現象使我輩臺灣人不但不想慶祝反而增加對政府之敵愾心。換言之，此種差別待遇如存在一日，則我輩對於始政紀念日當然無慶祝之必要，反而更要深深哀悼。我在新營、淡水、臺北郵局服務數年間受種種差別與侮辱，釀成我一種反抗心，在學校時學習如何使臺灣人幸福，如何愛護正義，一視同仁等等，而一旦踏入社會卻教人觸目傷心、哀痛，不覺對於學校教育發生莫大懷疑。」有水裁判長辯白說：「會輕視臺灣人的內地人，大約為小部分的無智階級下等之人，你不要認為在臺灣之內地人全部都是如此。」王答：「不！不但小部分無智的日本人蔑視我輩臺灣人，政府之統治方針亦同樣。如臺北市之路政，日本人居住之城內馬路全為寬濶光滑，到了臺灣人居住之大稻埕則不一樣，偶有小雨，馬路便成為泥田、沼地。市內之設施亦然，萬華八卦樓為極少數日本人所創設的整齊、美麗市場，這樣的市場有數處。而我輩臺灣人有幾個？在八萬人以上居住的大稻埕祇有一個汙穢、破陋、不便的市場。因此，為圖顧客方便，不能在市場內和較大資本競爭的小資本經營小行商，若被自稱愛民的警察官看見彼在軒下暫時勾留、或在不阻礙交通地方置放貨品，則遭鐵拳、肆行毒打。光只是打還好，粗心者還將其貨物踢倒。小商人一天無飯吃尚可以，但將來賴以為生的貨物也都泡湯了。如教育方面，同在中等學校之臺灣人學生受不平等待遇自不必說，公學校數額正在大大增加，而政府偏要縮小，要美麗校舍，可見政府對於臺灣人教育毫無誠意。由此看來，『為臺灣人』一句話，真是虛飾、欺騙人家之辭。」⋯⋯最後王萬得痛斥三好檢察官長之偏見，謂：「警官常抱民族偏見，濫用職權，凌虐臺灣人，我輩正在遺憾之時，不料司法官今也同樣，真使我輩失望。三好檢察官若無抱民族觀念之偏見，我是日之演講並無妨害治安，我不過敘述平素之見聞而已。至於慶祝不慶祝，試問三好檢察官，在法律上有無記載？既無記載就無強迫權限。我輩嘗受日本人之差別待遇、輕視、侮辱，當然對於是日無慶祝之必要。由此觀之，對無妨害之事實偏偏以民族偏見觀念滋事。果若其然，日本政府所標榜之『正義人道』盡為虛飾欺騙之詞，由此民族觀念之論告，可以知悉日本人一般並無誠意之心懷。」
臺北無產青年至此一戰成名，左翼分子也成為總督府和保守人士眼中的洪水猛獸。為避免六一七事件連累到王萬得、潘欽信所任職的臺灣民報社42，兩人於1926年8月1日發表一封公開信，說明報社與事件無關。這封信也象徵著左翼分子在臺灣社運圈中的「出櫃」：
無產青年的公開狀
臺北無產青年，這就是臺北無產階級、勿論男婦老幼，凡是承認著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一分子的兄弟姊妹所共有的頭銜，不是所謂臺北無產青年有志的我們幾個人的專賣品。既然，臺北無產青年的人數，至少也不下數萬人，但是，在現在的我們臺北無產青年，卻不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也不是什麼結社。不過，臺北無產青年之中的我們──所謂臺北無產青年有志──時常掛著自他所承認的招牌──臺北無產青年──在這臺北市裡或到各地方開講演會、吐幾聲不平、流幾滴心淚，向著同類的兄弟們哀訴與對資本主義表示戰意吧。兄弟們之中對這點還認不清楚的很多，不是說我們是無產青年會員，就是將文化協會會員的名義加上我們身上，使臺北無產青年的一分子的我覺得非常遺憾。怎麼樣說呢？就是像前面說的，在現在的我們還沒成立一個會，好似淡水河中堆積得成一大埔的砂利一樣，遇著狂風吹來，就騰空大飛直打的。望兄弟們不要將「會」字加上現在的我們的頭銜去。而我們又不但不是文化協會員，且完全和文化協會沒有關係的，這點也拜託大家不可誤認。若將我們認做文化協會員，不但是我們所當不起的，還恐怕會連累文化協會全體的信望，那麼對「文協」就很不住，因為我們的主義和「文協」的宗旨不同，做事有時恐會是非相反。言長筆拙，擱筆吧。祝
兄弟們努力！
一九二六、七、二二日
無產青年聲明自己不是文化協會會員，且他們的「主義」與文協宗旨不同，「是非」有時更同文協相反，這個動作具體而微地說明了一個歷史事實—民族資產階級主導的前期臺灣文化協會，已一點一滴失去了它對社會運動、群眾運動原有的全面領導權。
到了1926年，島嶼上各形各色的社會問題逐一爆發出來，小作人爭議、二林蔗農事件、無斷地拂下事件、學生罷課、工人罷工，凡此種種都顯示了社會上熾烈的群眾動能。而奉行「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前期文化協會根本無法吸納這麼強大的社會力，從中找到運動的施力點。民族資產階級的自治主義已無法解決驟然爆發的社會問題。
因為這個緣故，受壓迫的農民、工人在組織上需要的是農民組合、勞動組合，而不是文化協會；在運動方式上，他們需要的是自身的覺醒、團結，以及自發成為運動中行動主體的一種直接民主，讓運動者自己來決定自身的未來，而不是文化協會裡的社運明星站到講臺上為他們代言—這不只是心理層面的政治思想的差異而已。如果農民不去包圍糖廠，任憑社運明星們怎麼去跟糖廠資方遊說，不會給農民的一樣不會給出來。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文化協會的主義與代議已失去客觀上為工農階級爭取權益的作用。這就是為什麼已經站出來的臺灣農民組合，會跟前期文協保持一定的距離，工人方面就更不用說了；這同樣也是為什麼，連無產青年這種知識分子群體都不願意接受前期文協的主義與路線的指導──人民正在覺醒，文協卻開始冬眠。簡言之，文化協會裡的知識分子已跟不上民眾的狀態，他們的真心落後於真實。
作者為南投草屯人。曾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南亞電路板錦興廠企業工會秘書。著有詩集《好想把你的頭抓去撞牆》，與周聖凱合編《我現在沒有時間了：反勞基法修惡詩選》。現於愛丁堡大學研究歷史，面朝海波浪，想念黃昏的故鄉。
書名：《大疫年紀事》
作者：蔣闊宇
出版社：前衛
出版時間：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