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科南特是位傑出的學者，哈佛大學近代最重要的校長。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發生了兩起廣為討論的校園道歉事件。先有中山大學校長因教授邀請爭議的統派人物演講而主動向學生道歉，後有中原大學教授因授課引發歧視中國學生的質疑而被迫向學生道歉。事件的細節外界其實不容易掌握，以此建立的批評未必公允，然而大家心知肚明，教授的教學行為顯然不是外界關心的重點，台灣學界常年面對中國的不知所措，才是道歉引發不同族群焦慮的主因。
其實自台灣與中國學界交流以來，類似的爭議與衝突不斷，從中生的權益、老師的自我檢查、到大學自我矮化出具保證書，交流的前提是保證教授不向中國留學生灌輸「不當」觀點。雖然所有的爭議都可以找到統獨的影子，但根本的問題是一個不民主且對台灣有野心的中國，它的學院被國家嚴密監控，如何與自主的台灣大學做雙向交流？台灣民主化後學院所追求的學術自由，是否反而成為自我出售的許可證，自我繳械，讓學院成為中國侵略台灣的基地？
這個問題不單出現在台灣，美國同樣面臨中國以學術交流入侵美國學院與綁架學術菁英的問題。孔子學院成了中國海外統戰的大本營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檢討裁撤的步伐緩慢，政府也畏首畏尾，不願直接涉入。放眼望去，頂尖大學的校長以成為中南海的座上賓為榮，為中國美言，以交換大批的合作計畫。連世界頂尖的哈佛大學，為了校長和習近平的會面，竟要求客座的中國異議人士取消排定的演講，經哈佛大學自己的學生刊物揭發，顏面盡失。
更糟的是美國學界的自我墮落，哈佛重量級的化學教授李柏（Charles Lieber）竟然涉嫌收賄幫中國辦事，不當參與中國的「千人計畫」，甚至有竊取機密之嫌，今年一月李柏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逮捕調查。原本李柏享有哈佛最高榮譽的教授頭銜，現在已儼然是哈佛之恥，真令外界感到不可思議。其實不只哈佛，中國「千人計畫」對美國學界的滲透是全面的，不但聯邦調查局早已盯上，去年國會還舉行聽證會，調查一百多名知名學者。
這只是隨手舉例，美國學界冰山的一角。在中國崛起的陰影下，美國學界迅速崩壞，但我們或許不必太意外，若我們翻開二戰前學院的黑暗史，我們只是在重複一樣的悲劇。
德國的大學經過19世紀的發展，到20世紀初已成為歐州最耀眼的學術重鎮，但在學院裡的學者們比在酒吧裡的販夫走卒還脆弱，多數人在希特勒上台後立刻成為啦啦隊。一聲令下，納粹學生在全國的大學同步燒書，一個晚上就燒掉兩萬多本圖書館珍藏的圖書。而那些「不夠德國」的作者，連同猶太學生與教員開始消失，不是逃出德國就是被送往集中營。剩下的學者為了生存，行納粹禮成為他們留在學院裡最優美的姿勢。
所幸納粹德國戰敗，德國學院這一段最黑暗的歷史成為全人類反省的教材，現在應該已無人不知，就算不知道細節，也不會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美化納粹德國。超過一甲子之後，美國史學家史迪芬‧諾伍德（Stephen H. Norwood）在2009年出版《象牙塔裡的第三帝國》（The Third Reich in the Ivory Tower）一書，但這本書的主角不是納粹德國的大學，作者把歷史的鏡頭拉回美國，以大量的文獻，勾勒出美國各名校在上世紀30年代的掙扎與墮落。書名的副標是「美國校園的共謀與衝突」（Complicity and Conflict on American Camp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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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的30年代，美國的外交政策徘徊在十字路口，左有共產國際的階級革命，右有法西斯國家的侵略。然而崛起的美國遭遇大蕭條後的主要憂慮是共產主義，不是法西斯。學生與學校高層面對納粹德國的態度截然不同，衝突不斷。猶太學生的示威抗議，蔚為大蕭條後美國校園前所未有的景觀，比60年代的校園抗議先行了三十幾年。衝突的一方是民眾與學生要求政府與校方制裁德國，呼籲終止踩在猶太人頭顱上的學術交流；一方是高牆內的學術菁英，從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到貴族式的女子文理學院，這些頂尖學院的校長、教務長、院長們，在不談政治、厭惡政治的虛偽面具下，一步一步讓他們的大學淪為納粹政權的化妝師。
諷刺的是，哈佛大學的座右銘是Veritas，羅馬神話代表真理與真相的女神，拉丁文Truth之意，寫在哈佛的校徽上，但上世紀30年代的哈佛卻是粉飾納粹德國的第一學府。當時哈佛的校長是詹姆斯‧科南特（James B. Conant, 1893-1978），他是位傑出的學者，哈佛大學近代最重要的校長，任期從1933到1953。在科南特長達二十年的帶領下，哈佛走出大蕭條，度過二次大戰，對哈佛轉型為現代化大學功不可沒。由於他對德國的了解，1953年卸任校長後還代表美國成為盟軍在德國的最高代表，1955年正式成為第一位駐派西德的美國大使。
科南特這位在維基百科上條列各種光榮事蹟的哈佛校長，在諾伍德的挖掘下，卻有一段不欲人知，縱容納粹對哈佛侵門踏戶的過去。科南特成為哈佛大學校長的同年，希特勒上台。美國強大的猶太人團體立刻以哈曼（Haman）來形容希特勒。根據猶太經文，哈曼與惡魔同意，是波斯帝國計劃屠殺猶太人的邪惡大臣。所幸哈曼的計謀經揭露而未得逞，哈曼全家反而遭到波斯國王誅殺。美國猶太人引用如此嚴厲的宗教典故，一方面提醒美國大眾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一方面督促美國政府採取非常的手段，以防止悲劇發生。但悲劇還是發生了。
接下來幾年希特勒的野心越發明顯，更不乏納粹德國極權與種族清洗的證據。美國民間反德的情緒高漲。希特勒深知收買美國媒體並不容易，爭取美國名校與學界的支持與同情，才是發動戰爭前，洗白納粹德國最有效的途徑，與中國目前的策略如出一轍。哈佛的科南特正是這樣一位著名的學院領導人，科南特並不喜歡納粹政權，但對德國有寬厚的感情，認為文化與政治可以切割，而這正是納粹德國需要的。學術的潔癖讓他對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惡行視而不見，拒絕批評納粹德國，甚至合理化德國的一切作為，認為納粹可以從一戰後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中得到正當性。
校長如此，他的院長也不落人後。哈佛法學院院長Roscoe Pound，1934年興沖沖地接受柏林大學的榮譽學位，回國後大談他在新德國的所見所聞，宣稱不管猶太人住在德國多久，納粹政府沒有對猶太學者與猶太人迫害。這些知識菁英當然不是出於無知，納粹1935年頒布的紐倫堡種族法，惡名昭彰，豈有不知之理？但科南特面對自己教授與學生的請求，不為所動，拒絕接待由德國逃出來的猶太裔學者與學生，卻屢屢招待納粹高層與希特勒的特使。
1936年納粹德國除了盛大舉辦柏林奧運，還辦了一個屬於學界的盛會，海德堡大學的550年校慶。納粹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正是擁有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的高材生，這個校慶是納粹精心安排的宣傳大會。科南特不顧抵制的呼籲，親自前往德國參加。除了天真地認為這只是一個學院的盛會，科南特不願抵制的另一個動機，可能是不希望德國的大學報復抵制當年哈佛的300年校慶。
在科南特的支持下，哈佛大學擴大與德國大學交換學生，讓納粹青年在美國校園發聲，也讓美國青年前往學習納粹德國。這些學校高層與望重士林的學者不會找不到說詞，他們當然宣稱從事的是純粹的學術交流，儘管德國官方公開定位這些交換學生是「帝國的政治尖兵」。政治上科南特也說服自己妥協，認為將納粹德國納入世界的舞台，是德國重新和平崛起的保證。這與中國自70年代打開大門起，哈佛代表學界率先進入中國，與中國交流至今的正當性，是否似曾相識？
哈佛當然不是唯一同情納粹政權的學府，這其實是30年代美國學院的普遍現象。希特勒明目張膽迫害猶太人只是一個極端，但反猶太是當時許多知識菁英不可說的秘密。20年代早期，長春藤名校猶太學生的比例在往往超過20%，哥倫比亞大學甚至高達40%，但反猶太氣氛逐漸高漲，到了30年代，猶太學生的百分比降到個位數。科南特的前任校長羅威爾（A. Lawrence Lowell）甚至宣稱限制猶太學生入學是為了猶太人好，因為可以減緩反猶太氣氛。
諾伍德除了檢驗常春藤各學，還包括維吉 尼亞大學、著名的七姊妹學院（包含史密斯學院、衛思理學院等）。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尼古拉斯‧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 1862－1947）。巴特勒從1901到1945擔任哥大校長，長達44年，是哥倫比亞大學最重要的一位校長。巴特勒本身是和平主義者，因致力於推動「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act），於1931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然而諷刺的是，巴特勒十分欣賞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他的柏林經驗與非戰理念，讓他同情納粹德國。希特勒上台後，巴特勒立刻請希特勒的大使到哥大演講國際關係，宣揚納粹德國的民主與維護和平的決心。
由於哥倫比亞大學位於紐約市，學生與教職員猶太裔的比例到了30年代仍然很高，巴特勒比其他校長要面對更多的示威抗議。只要巴特勒邀請來自納粹政府的官員蒞校演講，必定引發示威抗議。巴特勒宣稱這些學生為暴民，甚至開除發動的學生與簽名支持的年輕教授。與哈佛大學一樣，在學術交流的旗幟下，哥倫比亞大學也擴大與德國大學的交流。面對反對者，巴特勒反問，難道我們不再讀歌德的《浮士德》？康德的《批判》？不再聽華格納的《羅恩格林》？這樣的惡意連接，與當今將反中國政權惡意連結為全面反對中國文化的手法一樣。
除了學校高層與納粹德國交好，各大學的德文系也在美國校園建立起宣揚新德國的據點，諾伍德稱之為「納粹巢穴」（Nazi nests），負責洗腦學生。他們不斷邀請納粹官員前來演講，宣傳德國的新秩序，讓學生感染德國人對納粹政權的支持與對希特勒的崇拜。大大小小的德國之友、德文俱樂部，在文化交流的旗幟下，已成為納粹在美國最有效的宣傳網路。當今孔子學院的運作豈是獨創，而美國校園似乎害怕想起這段歷史。
諾伍德這本書的史料豐富，出版後曾引發不少嚴肅的討論，但也被迅速遺忘，沒有得到它應有的重視，甚至被惡意視為只是猶太人對納粹同情者的獵巫之作。這種指控並不公平，書中的資料引用嚴謹，參考文件近一千份，屬學術級的考證。這本書不被學界廣為推薦的唯一原因是它讓美國名校難堪。它一方面掀開了名校在最黑暗時期的道德危機，另一方面它又充滿既視感。第三帝國早已瓦解，但依附在第三帝國的道德危機並沒有過去，而是以現在進行式依附在另一個暗黑帝國上。
檢視共產中國在美國學院的所做所為，加上美國學院高層對中國政權的態度，與其說諾伍德是在記錄上世紀30年代的美國學院如何受納粹蠱惑，不如說他是用歷史反照出當代美國學院面對中國的姿態。他們正在複製一樣的悲劇，這才是諾伍德這本書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唯一不同的是，早已高度工業化的德國，讓希特勒只花不到十年的時間就露出真面目，自認無敵，公然發動戰爭；而原本落後的中國要花更久的時間才能翻牌。不幸的是，美國學界已蹉跎數十年。
就像30年代的美國學界並非不知納粹政權下人民的處境，此時的美國學界也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現況。但西方對中國做出什麼讓它改變嗎？沒有，西方維護的基本價值遇到中國就自動打折，從學術自由到民主人權都是如此。不但縱容，事實上西方的學術界一直在幫忙美化中國政權，重複當年對納粹德國的縱容與美化。
其實希特勒對美國學界的策略幾乎成功。希特勒籠絡美國學界唯一的目的是將來一旦德國發動戰爭，學界做為政策的智庫，能讓美國保持中立。以30年代美國學院與政治菁英的思維來看，美國的確有可能不涉入歐洲人的戰爭。但希特勒沒有想到的是，1938年底納粹發動的所謂「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逆轉了美國學院對納粹的態度。如上述那些原本同情納粹的校長們與學校高層，在「水晶之夜」的暴行被揭露後幡然醒悟，紛紛加入學生反納粹的行列，為日後美國對德國宣戰找到道德基礎。
美國學界對中國這列失速列車何時才能幡然醒悟？令人憂慮的是，不是沒有讓人看清中共政權的重大事件，例如1989年發生在天安門的「六四屠殺」，根本是是中國版的「水晶之夜」，但西方在拉長的時間中，已看不到效果，三十年後已經沒有任何一所美國大學以「六四屠殺」抵制與中國的學術交流。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也是一樣，這史上最壯闊的反抗示威，震撼世界，引發媒體與全世界的關注，但激不起美國學院的一點漣漪。武漢肺炎會是倒下的第一張骨牌嗎？沒人有把握。
哈曼要滅絕猶太人的惡念來自猶太人不向哈曼跪拜，但當哈曼強大到控制帝國，必須向他跪拜不會只有猶太人。當今不向中國跪拜的只有台灣，但中國的惡念不該只是台灣人的焦慮。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