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隨著近日武漢肺炎全球疫情加劇，世界各國政府莫不實行各種形式的封鎖與管制禁令，期望能防止疫情擴散。就在此重大危機或災難時刻，包括阿岡本（Giorgio Agamben）、紀傑克（Slavoj Žižek）、儂希（Jean-Luc Nancy）、布朗（Wendy Brown）等國際知名左派思想家都陸續發表關於病毒和防疫措施的批判言論。不論認不認同，這些在全球學術與知識圈頗具影響力的思想家的發言，值得我們謹慎思考。
姑且不論這些言論各自的立論基礎與關懷，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些共同點。左派思想家們大多會批判國家機器肆意妄為，藉由封鎖與隔離無限跨大治理範圍，讓例外狀態常態化，嚴重破壞基本人權與公民權。他們也會認為，出入境的嚴格管制強化了敵我界線。類此種種，整個治理模式迅速法西斯化，更激發人們普遍的疏離、驚慌與偏執。
舉例來說，紀傑克日前發表在ÍKARO的文章就指出，醫療隔離引起各種「意識形態病毒」的擴散，包括假新聞、陰謀論和身份隔離（也就是排除、歧視特定身份）。
從這些角度來看，「武漢肺炎」——當然，這些左派思想家們肯定也會和日前發起、參與「救無別類，應物無傷」連署的學者們一致認為「武漢肺炎」是歧視性用語——或病毒本身是整個國家治理和資本主義體系失能的徵候（symptom），而世界各國政府目前的防疫措施充其量不過是把問題當解藥。他們甚至主張讓疫情擴散帶來資本主義全面崩壞，就有機會實踐資源更平均分配的共產主義，建立健康照護的全球網絡。
各國政府（包括台灣）的防疫措施當然可以也應該接受檢驗和批評，但是必須是基於對事實和情境的精準理解和掌握。最理想的狀況是在緊急措施、專業治理、民主機制與人權（包括免於傳染病感染和醫療照護的人權）之間求得平衡。
這些思想家對筆者學術養成、研究與發表，都給予筆者莫大的啟發。但是在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性災難的時刻，筆者深切地認為他們反美、反資本主義的理論思辨多過於對現實情境的掌握。
病毒本身就是全球化，就具有全球性，我們不應認為病毒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的產物。左派論述似乎總是本能性地、不加區分地將一切問題歸咎於全球化和資本主義，多少也暴露自身的無能和無助，似乎除了等待疫情嚴重到讓資本主義崩壞之外，別無其他作為的可能。
防疫措施和相關的禁令的確限縮了許多「常態」的便利與權利，於是阿岡本的「例外狀態常態化」被引為批判主權國家藉由防疫無限擴大至哩範圍的學理依據。但是根本的現實問題是，面對性質捉摸不定的病毒，急速暴增的確診個案和死亡人數，各國政府可能不採取任何管制人流與物流的緊急措施嗎？否則對病體的救治對生命的保護如何可能？
我們可以跟隨著這些左派思想家，在「理論」的層次上找到千萬個理由批判生命政治和防疫邏輯，批判對生命過度與過當的防護，可能逆轉為對生命的壓迫。如同阿岡本以納粹集中營做為現代政治的「範式」（paradigm，也就是一種邊緣或極端卻具有普同性的模式），警醒世人極權和民主體制之間存在著某種類同性。
阿岡本的警醒我們當謹記在心，但筆者並不認為應該用一種左派很常見的犬儒觀點，不加區分地批判所有形式的國家主權和治理模式本質都一樣是極權主義，但是又看不見自己獨尊某種治理模式或意識形態。
紀傑克長期以來大力批判西方世界的陰謀論，但是，還有什麼陰謀論比得上將一切歸咎於資本主義，還有什麼陰謀論比得上所有（和疫情有關的）訊息都是陰謀論，都是假消息，全世界都誤解、都在歧視中國……？紀傑克大概忘記自己就批判過後現代的「政治正確」文化，對於偏見和歧視的（過度）敏感逆轉成動輒得咎、更不寬容、更具壓迫性的言論和思想檢查，讓任何一種對他者的態度都成為侵犯。當前的左派不就有這種問題嗎？
更令人好奇的是，這些左派學者對於中國在當前武漢肺炎全球性擴散的局勢裡扮演的角色，若非語帶含糊，就是噤聲不語。左派的人道訴求成了中國卸責的不在場證明，也可以說是遮羞布。紀傑克和儂希甚至還和WHO口徑一致，肯定中國控制疫情成效顯著，也歌頌中國政府對外援助實踐共產主義。
難道為了反美、反資本主義什麼都可以嗎？這些左派學者對中國的曖昧看法難道不也反映了某種一廂情願、自戀式的「東方主義」嗎？不也是一種脫離並且否定真實情境的形上暴力，與他們所批判的西方意識形態與政治的一體兩面？
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隱喻》（Illness as Metaphor）和傅柯（Michel Foucault）的瘋狂史考察讓我們理解到，疾病與瘋狂如何糾結了人們的文化傳統、生活型態、感受和想像、社會疏離、政治權力等面向。沒有人願意讓政府權力無限擴大，也沒有人願意恐慌無盡蔓延，人與人之間失去人性最基本的信任與關懷。但前提是，病毒和肺炎都是真實存在，我們必須做些什麼。
台灣藝術家Croter曾以「你的歲月靜好，不過是有人替你負重前行」撐香港返送中抗爭，一位家中姊姊十七年前曾擔任SARS第一線醫護人員的小姐也用同樣這一句打動人心的話語，道出台灣目前防疫的成效是累積了許多人的努力與犧牲的心聲。
面對武漢肺炎危急且不確定的疫情，台灣能有目前的防疫成果絕非任何左派論述所能否定，也絕非那些站在雲端上的左派思想家所能、所願意理解。我們無須過度自我膨脹，但防疫工作牽涉極其複雜的人力與物力調度，也需要高度的行政效能和公開透明的資訊，還更重要的，有無數無名英雄的無私奉獻，才得以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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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一直以來堅持使用「武漢肺炎」一詞，是要為這個造成全球性災難的傳染病留下證言。從理論的角度來說，命名本身就是一種立場，一種權力之間的抗衡。放棄命名權，就是放棄話語權，就是任由中國的大外宣顛倒是非、任意竄改歷史真相。
現今的WHO已完全被中國政府操控，包括病毒和肺炎的命名也都是中國對外宣傳的一環。這些左派思想家竟然會稱頌中國有效控制疫情和對外援助實現了共產主義精神，他們難道不知道中國政府一連串動作的政治意圖，以及歸根究柢全球性的傳染病災難的起源不就是中國和WHO聯手隱匿疫情？
國民黨、統派人士和參與連署的那些學者，不都還要求政府要「民胞物與」，要援助中國？看看中國現在如何大舉對外輸出援助，雖然絕大部分都是不合格的快篩試劑、口罩和其他醫療物資。大家也別忘了中國又是如何利用防疫的緊要關頭，多次派軍機到台海上空挑釁，不忘持續利用假新聞滲透和分化台灣社會內部。類此種種，台灣不能、不應該有所防備甚至反擊嗎？我想那些左派思想家大概也會認同中國對外的宣傳，把台灣當成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吧？
台灣對抗武漢肺炎的努力與成效全球社會有目共賭，日前《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一篇以〈中國如何操控新冠病毒弱化民主體制〉（How China Is Exploiting the Coronavirus to Weaken Democracies）的報導就毫不客氣地警告國際社會，中國正在利用疫情和醫療外援滲透弱化民主體制。報導也同時指出，如果國際社會要在當前的武漢肺炎災難中尋找任何希望，對象絕對不是中國，而是包括台灣、南韓和日本等亞洲民主國家。
即便如此，政府仍然必須保持戒慎恐懼之心繼續做對的事，在面對中國持續干預、滲透和壓迫，以及國內外號稱左派的學者說三道四的情況下，向世人證明防疫緊急措施、醫療人權、民主體制與國家主權能夠得到平衡，對全球醫療網絡做出貢獻。
至於是不是左派，就沒那麼重要了，特別是那些對於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主義還存有一絲幻想的左派！
作者為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