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南韓導演奉俊昊的電影《寄生蟲》（台譯：寄生上流，港譯：上流寄生族）在本屆美國奧斯卡金像獎中，一舉囊括最佳影片、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劇本及最佳導演等4個獎項，實現繼法國坎城影展金棕梠獎、美國金球獎後的三冠王，達成非英語片的首次巔峰成就。
此片描述住在半地下室的金姓窮困家庭，成員皆為賺錢而煩憂。多次重考大學未果的長子基宇，在好友介紹下，假冒名門大學畢業生，接手朴姓富豪家庭長女的英語家教工作，而透過連串詐騙與栽贓手法，以「牽線友人」的名義，讓基宇妹妹成為同一富家么兒的美術治療師，父母也擔任家中專職司機與管家。
金家全員靠「寄生」於富有的朴家中，擺脫生活困境；朴家並不知這4人根本是同家族，還親切相待，中途卻殺出程咬金，讓金家暴露於可能被朴家發現的憂慮下，高潮迭起的劇情就此展開，最後又驚人地收尾。
《寄生蟲》會吸引世人目光，除有緊湊情節鋪陳外，最重要的是反映南韓社會常見到的階級貧富兩極化現象，這也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問題。
面對這種沉重題材，奉俊昊導演能用既有洋片水準，以通俗又帶黑色幽默的方式，趣味呈現，因而打破語言隔閡，不僅引起許多海外閱聽眾共鳴，並接連獲得國際電影獎項殊榮，最後連向來被評價具白人與地域優越主義色彩的奧斯卡獎，也將4個獎項，頒發給這部非西方的外語片。
近來，南韓文化與影視產業，持續在世界舞台上大放異彩，不僅韓劇、韓綜、韓樂憑藉著高度通俗化席捲世界，近期每年都在國際上產出代表作的韓影，更透過《寄生蟲》破天荒接連得獎，登上殿堂，確立「韓國品牌」的代表性與區隔性。
相較頻繁顯露英雄主義色彩、動作、場景與技術浩大誇張又先進，缺乏主體意識且結局通常容易料想到，卻又讓人看了大呼過癮的好萊塢電影，現在的韓片不僅呈現方式高水準，還能反映現實社會議題，背後帶有哲理呈現的內涵，同時抓住藝術與商業價值，在理想與現實需求兼顧下，達到「叫好又叫座」的評價。
30多年前，三星、LG和現代，在不少外人眼裡，都常被評價為水準不高的品牌，但到後來，三家以精湛技術與風格設計，成為大廠，三星更成為世界3C產品領頭羊與南韓經濟帶動者，同樣是30年前，在世界舞台上默默無聞，甚至還會被視為不入流的韓影，今天也終於開花結果，同樣成為具魅力的品牌。
許多台灣人認為這是背後有政府支持才有今天，甚至認為「只要有錢，台灣也做得出來」，卻時常忽略在硬體設備持續進步的同時，南韓文本創作（或「說故事」）的實力，同樣也在持續提升，台灣人必須思考：「有錢的話，我們真的也做得出來嗎？」
而更少人觀察到的是，儘管《寄生蟲》訴說的是南韓社會兩極化，而橫掃國際各大獎項、在世界上受關注，本身正也凸顯南韓電影產業存在的兩極化。
在《寄生蟲》獲奧斯卡獎後，外歡欣鼓舞的同時，南韓影視界與新聞圈，不少人提出兩個頗為憂心的問題：「下個奉俊昊會在哪裡？」、「到達顛峰後，接下來會不會就要往下走了？」
南韓業界會有這樣的想法，原因在於，奉俊昊導演出兼具商業與藝術價值的《寄生蟲》，不可否認有個人的實力和努力，但能夠做到這樣的地步，也是因奉導演本身已具殿堂級名氣的條件下，能接受到投資和宣傳規劃，才能達成，但這樣經驗，卻很難移植到其他南韓的新進甚至中堅導演的身上。
亦即，在南韓電影為外人稱羨的背後，像《寄生蟲》這樣的例子，實際上仍是少數中的少數，許多導演與影視工作者，仍處於高強度工作、待遇卻極低，難以往上爬升的困境中，甚至遭遇失敗而得轉行，這碰巧跟《寄生蟲》當中的金家類似。
根據韓國電影導演協會從2011年開始進行的電影收益性調查分析報告，每年國產院線片數量落在150～170部之間，但有產生收益的只有22～26部左右，只佔總片數約15%，換言之，南韓絕大部分電影製作，都處於虧本狀態，導演與影視工作者，都是憑藉自己瘋狂的熱情投入工作，卻難以維持生計。
而在《寄生蟲》於國際上取得成功的當下，許多影視工作者會更想嘗試進出海外，當作成功跳板，然而隨著物價上升、基本薪資與工時調整，加上向外擴張，讓電影製作成本增加，除非拿到長期投資，否則導演可能為減少風險，而降低嘗試新穎題材或呈現方式的意願，如此將造成電影多元性與特色降低，不利於往後競爭。
相較於重視著作權的日本與法國，收看電影的費用，會分配到創作人身上，讓影視工作者能持續生產作品，南韓電影產製與收益流程中，還未建立起閱聽眾觀賞付費真正回饋到創作者的制度，反而是電影發行商、投資者與電影院取得大多數收益，無法建立起正向循環，
三星、LG與現代，從廉價品牌晉身為代表韓國的世界大廠，靠的是研發；電影也需要這樣的研發─不斷的劇本嘗試與製作構思，還有大量汲取外國發展經驗，南韓能否展開電影業界生態的改造，創建出能讓新進影視工作者願意不斷嘗試、面臨失敗也在所不惜的環境，是《寄生蟲》揚名海外後，南韓的下一個課題。
作者為定居首爾的駐韓獨立記者，《韓半島新聞平台》創辦人，長年採訪與評論南北韓時事，希望注入具有台灣觀點和現場觀察的韓半島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