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南宋（一一二七－一二七九）開始大力向海洋發展，以歷史意義而言，這項努力為時甚短，在今天大家熟悉的爭議極大的南中國海認真活動的時間也不長。不過，這段歷史在今天卻非常重要，不僅關係到中國共產黨官方宣傳一再宣稱「自古以來」即控制九段線以內整個區域的主張──其實這個主張很容易被駁斥──對於瞭解長期下來以其中央性和優越性為基礎而出現的中國世界觀，也相當重要。三個世紀之後的明代，中國人在一五八四年首次看到歐洲人繪製的世界地圖（mappamundi）──義大利籍耶穌會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繪製──驚訝地發現他們的帝國位於歐亞大陸塊的東端。利瑪竇出於尊重，另外為東道主畫一張地圖，把中國擺在世界中央的位置。
直到西元十一世紀，馬來－印尼世界與中國之間的商務和外交海上網絡，不是因中國船隻建立，而是由馬來人、南亞人或阿拉伯人作業的船隻所確立。王添盛（DerekHeng）在《中－馬貿易與外交，十至十四世紀》（Sino-Malay Trade and Diplomacy from the Tenth Through the Fourteenth Century）一書中寫道：「有關中國參與前往馬來地區航運的資訊，直到十一世紀才出現。中國省級的記錄，尤其是福建和廣東的文獻，才開始提到中國人出海通商。從考古學來看，十三世紀以前在中國或南海海域並未發現中國建造的遠洋船隻的蹤跡。中國朝廷對於與海上東南亞的外交和經濟互動抱持消極的心態，顯然十分不鼓勵中國人在此時期積極參與兩個地區之間的航運。」
歷史學者王賡武在他的經典大作《南海貿易：早期中國在南中國海的貿易》（The Nanhai Trade: Early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則以稍為不同的取徑得出類似的結論：「我們無法說在五世紀初至六世紀末是最常使用哪些船隻。中國書籍未提到有任何中國船隻進行此一貿易。」
前文提到，中國至少從漢代（西元前二○六年－西元二二○年）就粗略知道「大洋」的存在，知道經過地中海可通達「西域」。但是，中國古代旅行家的記錄──大部分是宗教朝聖者的紀錄──最多只是片片斷斷，而且零散罕見。而中國慢慢累積對海上地理的知識，大部分來自遠方入京的朝貢使節團，包括今天印度南部、斯里蘭卡和印尼的一些王國。
中國出海的人對於南方附近海域印象，直到宋代（九六○－一二七九）的第二個世紀之前，顯然都不深刻。中國文獻模糊提到「南方」的一些土地上有人居住，但強調它們十分遙遠，幾乎不可能抵達。六世紀的一部官方正史寫道：「南洋及東海蠻夷之邦……是位於（世界）極域的邊疆部落。每個部落以崇山峻嶺和汪洋大海為界。」總而言之，這些記載似乎都可信地否定今天對自古以來中國即控制南海的說法。更晚近的歷史也進一步不利此一主張。
到了四世紀末，從遠方載著奇珍異寶來的船隻在中國港口頻繁出現，而南中國海南端（今天的印尼、馬來西亞、汶萊和泰國南部）的馬來世界人民，成為中國的主要來往對象。幾百年前，馬來人即以航海技術高明聞名，已開始與印度次大陸有旺盛的貿易往來，當時印度已成為其初期印度教和佛教影響的文化之源頭。馬來人高明的航海技術，加上強大的海洋文化，使他們得以控制經過麻六甲海峽的通道，對運貨船隻課稅或收取泊港費用後才准其通行；如有不從，則對之發動攻擊。鑒於當時的海上交通初具雛型，當時或許可被視為新興世界的城市很少能直接相互連繫。這為可做為中間過渡點的港口製造利潤豐富的機會，使得扼住全世界最重要通路之一的馬來人躍居商場主人的地位，或多或少成為中國主要的供應來源。
馬來人更因中國本身特殊的政治因素考量而機會大好。中國歷史上一直維持隔離政策，不讓外國人進入中國，也不准中國人出海。中國國家機關緊密控制或仔細介入中國人與外國人所有的關係，這有助於說明支撐其朝貢關係的保守性質。它也說明了中國在唐代時首次只與南洋蠻夷馬來人建立特許關係，准許他們帶商品來中國貿易，而非讓各個港口門戶洞開。這在華南建立僑社的阿拉伯商人造成了許多動亂。唐代恢復了許多朝代習見的姿態，也成為朝貢制度的基礎：拒絕與不服從的當事國通商。馬來人很快就掌握到箇中奧妙，尊重中國的儒家價值，包括朝貢的禮儀，並以合適的文明舉止──馴良和順從──取得商務的角色。
到了唐代後半葉，八世紀末至十世紀初，中國經濟已經走上後人所謂科技創新的黃金年代。進展的項目令人目不暇給，包括：發現火藥、開發武器、掌控水利並啟動農業革命；而且比歐洲人早了好幾個世紀，發明初期形式的紙鈔，最早是以遠距離貿易商的匯票性質出現；也發明了羅盤，很快就運用到中國的船隻身上。
隨著這些進步而來的財富爆發，強力推升了中國商人的地位，對外國商品也產生強烈的需求。三佛齊（Srivijaya）這個南蘇門答臘重要佛教中心的轉口港城市，控制著麻六甲海峽，樂意成為代辦。唐代滅亡，在宋代（九六○－一二七九）和元代（一二七一－一三六八）經濟並沒有鬆弛。但在武力較弱的宋代，中國的大陸勢力發生決定性的變化，北方一連串民族對中原發動愈來愈大膽的攻擊。其影響是帝國與西方民族的重要的傳統貿易通路遭到切斷，長久以來這條陸上通路以一項最重要的商品得名而被稱為「絲路」。中國北方戰亂不休、與中亞的貿易又中斷，導致國內人口大量由北方遷移到南方。從八○○年到一二○○年四百年間，華南沿海省份如浙江、福建和廣東的人口激增七倍。這些發展大大刺激了中國對快速竄起以海上替代絲路路線的興趣──透過麻六甲海峽的海外貿易。王賡武在《南海貿易》一書中有詩情畫意的描述：「南中國海成為亞洲貨物和思想上東西交流的主要通路。這是第二條絲路。它的水域和島嶼海峽好比中亞的沙漠和山隘，港口有如商隊的旅舍。」
九六○年，在北宋建政這一年，三佛齊遣使來華表示效忠。貢品包括某些在中國最珍貴的奢侈品，如象牙、犀牛角、玫瑰香水和乳香油等。使節團選在九月來華，反映了三佛齊認為爭取大宋好意的急迫性。來自南洋的船隻通常在五月或六月啟程，利用季節風的順風之便，但三佛齊顯然覺得事不宜遲、不能等。
九八七年，當宋代已完全鞏固權力，便派遣使節前往南洋宣慰，傳遞大宋已堅實控制中國的訊息，朝廷已預備好開始接見朝覲團。宋廷只是在做歷來中國其他新朝代都做的事，招徠遠方國家領袖向朝廷叩頭示誠，以彰顯皇帝具有天命。三佛齊一馬當先最早遣使來華。
一○一七年，統治三佛齊制海權的摩訶羅闍（maharajas，意即大王），在一封和中國往來的書信中自稱是「海洋之王」。他之所以未被中國怪罪，部分是因為中國雖在唐代已開始集結強大的海軍，但迄今還不想在麻六甲海峽的旺盛貿易中直接扮演角色，它也未將兵力投射到靠近南中國海南端附近。我們知道，中國的檔案文獻對各種國事的記載鉅細無遺，但獨獨對這兩個主題隻字不提。再者，前面已經提到，完全沒有中國沉船或其他考古證據可指證中國在海上的活動，也支持這個觀點。最後，十世紀留下一份記錄，一位阿拉伯貿易商對巨港有非常生動的描述，提到這個安定的商業城市國際商旅匯萃，當地的鸚鵡能通各種語言。不過，牠所模仿的語言當中獨缺中國話。阿拉伯人稱呼巨港是「仰望中國的港口」，但即使到了十一世紀，當地留下的記錄提到所有的外國訪客中，獨缺中國人。
連結南中國海的朝貢關係凸顯中國人對世界的理解方式──次等民族心悅誠服接受事物的自然秩序。在實質上和儀式上，這當然代表夷狄承認中國是「所有政治美德的源頭，以及人類最終的保護人」。若是比較不受沙文主義矇蔽的觀點，就會告訴我們不太一樣的事實。事實上，馬來人從五世紀就開始透過繁複、有時也很昂貴的朝貢儀式之核准，建立成功的貿易關係，他們發展出自身的航運業，也控制住海峽，而得以維持進貢。沃特斯（O.W. Wolters）在他的大作《馬來史中三佛齊的殞落》（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一書中寫下：
馬來人之所以這麼做，不是因為他們希望當忠誠的藩屬，但他們當然熟悉在「印度化」的東南亞此一到處實施的藩屬體制。基於相當實用的理由，他們準備讓中國人將他們視為藩屬。對華貿易是他們權力的源頭。皇帝認為自己透過間接控制的方法操縱藩屬；而藩屬則操縱對華貿易來積累財富──這是朝貢貿易背後的事實，是他們在四分五裂、動盪的馬來人社會中掌握權勢的手段……因此他們追求權力需要皇帝的合作，而海外統治者正式臣服是中國方面提供合作、要求以及所能了解的唯一條件。因此，摩訶羅闍準備接受受到皇帝青睞的標誌，然後炫耀這些標誌，來提高自己在亞洲商業圈的聲望。
這有如穩定和相互有利的均勢──以當前中國外交的流行語來說是「雙贏」──之基礎，在十一世紀末以出奇驚人的速度發展開來。這是中國宋代政治、經濟快速變化的結果，與華北的不安全及前述人口南遷有關，它們使得帝國賞賜和周邊的扈從關係變成過時的東西。
南宋迫切需要新的歲收來源，在克服了長期以來偏好國家控制和反對民間商業的文化歧見之後，他們迅速發展出靠自己力量進行全球導向海上商務活動的方法。中國首先拋棄三佛齊特有的中間人角色，絲毫不感傷也不張揚。它先開放對外貿易，允許阿拉伯人的船隻再次進入中國的港口，然後鼓勵中國商人也出外尋找有利可圖的市場。中國商人劍及履及地前進南中國海，尤其是蘇門答臘和爪哇，很快就在當地建立小型商人社區，並開始採購來自印度和中東的貨品，以及當地的奢侈品如香料和芳香劑等，回銷到中國。
到了十三世紀，中國商人主宰了今天印尼地區的海上貿易，經由本地港口的進口取得中國渴望的所有東西，而不是像從前那樣，由別人從老遠運貨一路送到華南廣州等港口。蒙古人統治的元代之造船業則全面擴張，而得以比別人更快建造大型船隻。類似這樣的發展，預示了現代全球經濟近年的變化，中國的製造業和充沛的勞動力使得東南亞鄰國和其他許多國家，根本沒辦法以產業規模經濟和中國競爭。到了一三三○年，中國商人航運更加興盛，甚至遠至印度洋許多地方。巨港和占卑原本是三佛齊富饒的貿易中心，現在卻淪為聊備一格的停靠港。
雖然三佛齊曾經以極度忠誠的藩屬而著名，但這個海峽「帝國」對其主子中國已不再有用處，像是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巴麥尊勛爵（Lord Palmerston）那句名言的前現代版本；他說：「國家沒有永久的友邦或盟國，只有永久的利益。」到了鄭和大艦隊十五世紀初出現在馬來—印尼世界時，原本極富裕的巨港已淪落為海盜窩。大約一個世紀之後，葡萄牙人接管巨港，對歐洲人在東亞早期帝國經驗有最敏銳觀察的歷史家托梅．皮萊資（Tomé Pires）來到巨港，一點都不知道它曾經是個大城市，在十世紀一位阿拉伯人曾經描述巨港是「你沒聽過任何一位國王比它更富有、更強大，擁有更大的歲收」。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雖然帝國網絡世世代代將世界接合在一起，但其實都很短暫，特別是世界城市更可能瞬起瞬落，極為短暫。繼巨港和占卑之後興起的麻六甲，有如中國的殖民地，也曾經短暫璀璨發光。但無論從山頂的聖保祿教堂、或從被阿布奎基率兵攻打的狹窄街道來看，現在都已被遊客淹沒，而這些遊客幾乎和托梅．皮萊資一樣，渾然不知此地豐富的歷史，不曉得麻六甲的活力及其與事物的種種關聯。這個地方曾經是馬來世界與全球關係緊密的一隅，然而時間已經遺忘它了。
由歐洲人在亞洲創造前述的貿易和財金網絡，使他們可以在馬尼拉、雅加達和澳門等地，以及稍後的香港和麻六甲近鄰的新加坡，建立他們的全球中心。現在，經過五百年之後，歷史浪潮似乎又再次轉向。年復一年，西太平洋愈來愈不符合西方的需求與目的，倒更像是十二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由中國人短暫主宰的世界。中國現在幾乎是本區域每個國家最大的貿易夥伴，下文將詳細討論。整體而言，雖然中國的軍事力量遠遜於美國，卻穩定地處於使美國在發生衝突時若要前進部署就會遭遇極大危險的地位。
今天，中國的地緣政治大戲以愈來愈清晰的方式告訴我們，它在援引中國對世界的概念，以及它對中國本身過去權力傳統的概念。中國的種種外交語言都透露著，它對西太平洋抱持著它對古代世界「天下」的心態，以及有意使本地區恢復中國至上地位不被挑戰的舊時狀態。這些事情都還未直接表述出來，但從北京說過的話，我們不需要太多想像力就能填寫空白的地方。譬如，二○一四年五月習近平在上海一場會議的談話，他說：「現在該是讓亞洲人管亞洲事的時候了。」這不就是擺明了要美國在亞洲讓路給中國嗎？
與過去在「天下」體系一樣，中國新興的實力也分為軟實力和硬實力，而且和過去一樣，我們也不必懷疑中國喜歡使用哪一種。孫子兵法說：「不戰而屈人之兵，上計也。」就好比古時候海上朝貢的制度，中國的目標是最大化地利用其巨大的市場力量。中國發送給鄰國的訊息相當清晰，我們可以歸納為一句話：為了確保你的繁榮，請搭上我們的篷車。是的，我們期待順從，但為了安定與共榮，這不是小小的代價嗎？這個訊息的內涵其實不啻來自過去皇帝的敕令。
對現代中國的鄰國而言，應該以三佛齊的故事為借鏡，提防過度依賴和太過進入中國勢力範圍的危險。像中國這樣一個快速成長的巨大市場，加上新的「華夏盛世」的吸引力──更何況它號稱不干預他國內政──實在難以抗拒。然而，隨著時間進展，要付出的代價可能很高，遠比今天軟言細語來得厲害；如果三佛齊是個很好的先例，你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失去對本身命運的控制。
有鑒於此，今天的中繼港口城市如香港和新加坡（及享有自主地位的民主國家台灣），都必須格外小心。從中國興起的力量來看，它們和諺語中「煤礦裡的金絲雀」（編按：事先預警）並無殊異。與數百年前的南海國家一樣，香港和新加坡都仗恃地理位置和與中國的文化關聯而繁榮，但如今它們的不安全卻和它們的財富一樣明顯。對香港來說，跡象已經十分明顯，它愈來愈陷入要維持經濟活潑、政治上至少要能從中國半自主卻十分艱苦的鬥爭。出乎人意料之外，自從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中國以來，英國的殖民統治以及早已深植香港相對自由的國際主義，這些卻反而強化港人在地認同的意識，而使得香港與中國內地產生巨大的差異。弔詭的是，與此同時，香港現在的命運和財富遠比現代任何時期都更加與中國緊密綁在一起。
無論是出於勇敢或愚蠢，香港的年輕人在這件事上可能別無選擇，但他們仍努力試圖實現其目標。由於他們的努力，香港或許將繼續享有作為中國特殊中介人的角色──而不是麻六甲海峽歷史上一般人熟悉的河邊倉儲中心的中介機構。香港將是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之間金融、司法、設計和服務的中間人──同時為自己爭取朝向更西式政治體制的穩定發展，也就是自由和直接選舉，無拘無束的言論自由和獨立的司法。遺憾的是，當中國提出「一國兩制」這個口號、號稱願意賦予香港有限度自主時，它心裡想的可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中國面對此一挑戰時的反應，純粹是「天下」意識，先是不祥地警告，香港若不安定和失序，將對本地的繁榮構成威脅，同時也試圖甜化經濟大餅，希望能在香港人民賺錢第一的意識決定其政治態度時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面對二○一四年一波波要求選舉制度改革的劇烈抗議，中國將香港股市和內地股市掛鉤，揭示它將祭出共榮招數，展開大規模的基礎設施開發。其內容是興建高速鐵路，把香港和上海串連起來，並在珠江三角洲打造超級城市，將香港與鄰近一些新興城市，如深圳、東莞、珠海、佛山和廣州，結合起來。這個超級大城市將有五千萬人口，經濟產值將占全國十分之一，面積足足有大倫敦的二十六倍。
從北京的角度來看，這種作法的優點不僅是透過區域整合收買香港，也能藉此產生共榮的意識，更何況還能將香港併入一個更大、更相互依賴的整體，而強烈減弱其獨立性。透過國家規畫的移民及刻意將人民集中到新屯墾地區，以利管控，這種人海戰術是中國自古至今慣用的伎倆。中國通常使用這招來促進同化，最起初是在古時候用於撫輯華南，然後用在中西部省份，現在再套用到西藏與新疆等邊陲地帶，對付世居於此、族裔和宗教不同的少數民族。
如果這種輸送經濟利益、爭取人心和改變思想的作法不能奏效，北京還保留許多巨棍，以彌補其源源不絕的胡蘿蔔之不足。中國近年已屢次發出警告，公開宣傳要將上海或天津或兩者打造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構想，這可剝奪香港最重要、最有厚利的專職。中國若要實現這樣的計畫，就必須實施極具挑戰的改革。然而，許多改革，如准許貨幣匯率浮動、取消其他資金控制、實施更嚴格的財務報告規定等，從長期來看是不可避免的措施，而且確定可以加速推出，以增強對香港的壓力。同樣的道理，雖然在不挑戰中國共產黨的權力之下更難推出，但中國可以強化它本身對財金事務的法治管理。它可以先劃定一塊地區做有限度的實驗，如一九八○年代初期所採行的經濟特區那樣。當年，北京在經濟特區內接受海外私人投資，試行資本主義式的工業生產，不去撼動在國內其他地區所實施的列寧主義制度。
作者現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所。1980年代初期，他曾擔任《華盛頓郵報》自由記者報導非洲事務，1986年加入《紐約時報》，先後擔任中美洲暨加勒比海地區、西部暨中部非洲地區、日本及中國上海分社主任。駐外二十餘年，工作暨旅行足跡遍及五大洲共一百多個國家。文章散見於《大西洋月刊》、《紐約書評雜誌》、《紐約時報雜誌》、《滾石雜誌》等刊物。他的作品獲獎無數，兩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兩次榮獲美國海外記者俱樂部（Overseas Press Club of America）新聞獎，以及尤里西斯國際報導文學獎（Lettre Ulysses Award）等。著有《被掠奪的土地：非洲的悲劇與希望》（A Continent for the Taking: The Tragedy and Hope of Africa）、《消失的上海》（Disappearing Shanghai: Photographs and Poems of an Intimate Way of Life）、《中國的第二個大陸：百萬中國移民如何在非洲投資新帝國》（China’s Second Continent: How a Million Migrants Are Building a New Empire in Afric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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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中國擴張──歷史如何形塑中國的強權之路》 作者：傅好文（Howard W. French） 出版社：遠足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