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天譴
六個月後，一九五○年六月的最後一週，杜魯門回到獨立城老家，預備和家人輕鬆地休息幾天。星期六晚間，用過晚飯後，全家人移動到圍了紗窗的後陽台，杜魯門的女兒瑪格麗特日後回憶，「大家閒聊，也沒談什麼特別的事。」天氣轉涼，大家又移動到屋內的書房。幾分鐘後，電話響起，杜魯門去接電話。瑪格麗特記得，當他回來時，「表情肅穆」。杜魯門告訴大家：「是狄恩．艾奇遜。共產黨入侵南韓了。」
杜魯門上床睡覺前，還提醒賓客不要過度反應。他說：「明天，我要大家假裝一切如常。」翌日上午的新聞更糟糕。杜魯門從教堂回來，全家人正要坐下來午餐時，艾奇遜再次來電話。瑪格麗特回憶：「我還記得老爸去接電話時，我媽臉上的痛苦表情。這次，狄恩．艾奇遜說，無疑是全面入侵。」艾奇遜向杜魯門報告，北韓下令七個裝甲兵師越過邊境。杜魯門掛了電話，默默吃完午餐，趕回華府，和內閣會商對策。
韓戰是一場內戰，就像中國的國共內戰，是兩個具備極不相同治理哲學的本地派系之間的戰爭。但它也是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大勝──以及因它產生的超級力量的捭闔縱橫──的直接遺緒。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美國和蘇聯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將朝鮮半島分割為北韓和南韓。美軍在一九四五年夏天抵達，填補日本戰敗退出所留下的真空。雖然後來美國把南韓的控制權移交給聯合國，華府仍然深刻介入其中。美國的思維是，南韓復興可以增進日本的安全及經濟，針對亞洲大陸提供防衛縱深，同時又替日本商品創造一個市場，也提供原物料給予日本工業。然而，到了一九四九年，金日成領導的北韓共產政權和美國支持的南韓極端民族主義政府之間的衝突，已危及到此一不安的均勢。
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的勝利終於使天平偏向全面戰爭。數萬名朝鮮族戰士曾經與毛澤東部隊並肩打過中國內戰；然而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們陸續回到北韓，使金日成增加許多有豐富實戰經驗的戰士。甚至更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改變了鄰近朝鮮半島的基本力量之動態關係。一九四九年之前，金日成的北韓政權被夾在南邊的美國占領軍與蔣介石在邊境另一頭不友善的中央政府兩者之間。美軍在二戰後逐漸縮編，最後美軍司令官終於下令要撤出剩餘的美軍部隊。毛澤東的勝利同時也消除蔣介石對金日成北翼的威脅，使得這位北韓領導人壓力大減，大膽發動全面進犯──企圖將整個半島統一在他治理之下。
一九四九年各個事件也影響史達林對於金日成揮師南下的態度。這位北韓領導人遊說史達林支持他的南侵行動已一年多。但由於忌諱歐洲尚未安定，又不願在亞洲引爆和美國的交戰，這位蘇聯領導人一直拒絕。然而，在一九五○年，美國干預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畢竟美國在一九四九年除了象徵性的動作外，並沒有阻擋毛澤東的勝利。一九五○年一月底，史達林終於表示願意討論這個議題。金日成稍後在春天訪問莫斯科，再度提出這個議題，這次史達林終於默許。不過，他提醒金日成，需要向北京──而非莫斯科──求助。史達林告訴金日成：「你若是被踢落牙齒，我是不會動根手指幫你的。你必須向毛澤東全面求助。」即使如此，史達林還是送俄國武器給金日成，並派遣顧問，以便在戰爭前夕強化北韓的兵力。
毛澤東對於北韓南侵的前景也相當矛盾。他的首要任務是完成自己的革命，鞏固他對大陸的控制。不過，中國歷代成功的領導人──從古代皇帝以降──也都了解，如忽略中國邊疆領土會削弱自身在中央的政權這個挑戰是在於確認哪個緊鄰地區最重要，然後衡量利弊得失。譬如，如果北韓侵略刺激到華府採取軍事反應，就會殃及到毛澤東征服台灣的企圖。然而，金日成最後還是自行決定發動攻擊，訂出突擊的時間。毛澤東也決定支持他的左翼同志。
杜魯門的回應和史達林、毛澤東的反應一樣，都是受到一九四九年諸多災難事件的影響。毛澤東的勝利促使這位美國總統將圍堵戰略擴大到全球，從歐洲延伸到亞洲。杜魯門在國務院的顧問已促請總統，在中國周邊沿線的戰略要點抵擋住共產黨推進。然而，困難之處就是細節──要決定在哪裡守衛的立場。杜魯門及其助理已決定東南亞是其中之一；到了一九五○年五月，政府開始運送武器給法國人，支助他們與越盟（Viet Minh）的作戰。現在，金日成南侵後，杜魯門決定朝鮮就是另一個戰略要點，誓言要擊敗北韓的進軍。
接下來的戰爭對於涉及的各方都是悲劇──不只是韓國人身受其害。共有兩百五十萬人於戰爭中喪生。但對如今退守在台灣的蔣介石夫婦而言，卻因韓戰而暫時得救。韓戰爆發前幾個月，毛澤東在華南集結部隊，準備攻打國府最後的基地。同時，台灣內部有一股敵對勢力醞釀要政變，推翻蔣介石──即使美國官員沒有全力支持，但至少知其內情。然而，北韓的入侵改變了一切。杜魯門迅速命令美國海軍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在台灣和中國大陸之間布下障礙。表面上，這個動作是展現實力，意在守住台灣以北防線。但是，它也可以做為防止蔣介石利用亂局，從這個海島基地發動反攻。蔣介石向杜魯門提議可派三萬三千名國軍部隊參加韓戰，杜魯門立刻拒絕──再次確認他在一九四九年年底那幾天所做的艱難決定。
可是，杜魯門內閣的鷹派人士不肯放手。尤其是強生一再促請總統徵求蔣介石幫忙。強生希望在台灣海峽布雷，並從這座由國府控制的海島對大陸發動轟炸空襲。麥克阿瑟將軍發表一篇聲明，似乎在指控總統和國務院放棄台灣──其中含糊地提到「主張在太平洋姑息和失敗主義的人士」──杜魯門命令麥克阿瑟收回這段評語。總統氣憤至極，艾奇遜日後回憶，他可以看到杜魯門「雙唇緊閉，毫無血色」。強生不以為然，向艾奇遜高聲抗議，質疑杜魯門是否「膽敢」在戰爭進行期間，和他民間聲望極高的前司令官槓上。
但是杜魯門堅守他的立場。他日後回憶，他對國防部長愈來愈難以忍受，因為強生「開始表現出過度自大的態度，想要主導整個政府」。基於這個以及其他原因，杜魯門在九月間某日召見強生，要求這位國防部長提出辭呈。強生有如五雷轟頂，在夜裡躑躅獨行五英里，從華府康乃迪克大道走到查維卻斯鎮（Chavy Chase）。次日，強生又和杜魯門見面，落淚哭求總統不要革他的職。強生說：「你這樣會毀了我。」但是杜魯門心意已決。杜魯門告訴一位助理：「開革強生是我最艱難的決定。我（覺得）就像鞭打我女兒瑪格麗特一樣。」
不過，整體而言，夏天最後幾週的發展讓杜魯門精神大振。美國率領的聯合國部隊開始逆轉共產黨在朝鮮半島的戰果。九月中旬，在仁川大膽的兩棲登陸後，盟軍一路打進北韓，占領平壤，甚至即將制伏敵軍的勢力。毛澤東的使節慌張地與史達林會商，史達林要求中國介入。雖然毛澤東沒有任何正式責任與義務要參戰，他最後還是聽從史達林的建議。他決定派出數十萬大軍跨過鴨綠江，協助北韓。聽到消息後，年邁的史達林感動得含淚歡呼：「中國同志一級棒！」
中國參戰促使美國鷹派更加極力主張恢復與蔣介石的舊交情。麥克阿瑟將軍希望徵求台灣國軍的協助，開闢第二戰場，從毛澤東的南翼進行騷擾。依照麥克阿瑟的戰略，蔣介石要恢復他在一九四九年執行的相同政策，包括針對大陸封鎖海岸和空襲轟炸。然而，杜魯門和艾奇遜仍然不願意擴大戰事，堅守他們在過去一年所發展出來的較為謹慎的立場。最後，到了一九五一年四月，杜魯門受不了麥克阿瑟一再抗命，決定開除這位不聽話的大將。杜魯門透過電視演講，重申過去兩年他東亞政策的邏輯。杜魯門問道：「有什麼事情比起我們的軍事力量投注在和中國全面戰爭，更吻合克里姆林宮的野心？」
同一時期，毛澤東也野心勃勃地在中國另一周邊地區確立其勢力。毛澤東長期以來擔心──也不是全無道理──美國特務在西藏陰謀鼓動反對的勢力。隨著一九五○年時序展開，艾奇遜在私下表示，希望見到西藏「悄悄強化」，美國在西藏首府拉薩的特務也爭取予以軍事援助。中國共產黨的軍事指揮官還拿出曾經替老美工作的白俄間諜所蒐集的情報，揭穿美方的陰謀。最後，毛澤東受不了，在一九五○年十月下令九萬名軍隊開進西藏，迅速擊敗地方上的反抗戰士。
毛澤東認為東南亞的動盪是他鞏固邊界的另一個機會。特別在中南半島，法國部隊持續激戰，要剿平胡志明領導的民族主義革命。胡志明是曾經在蘇聯研習的共產黨員，能說流利中國話，似乎就是天生的盟友。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時，胡志明從越南北部步行十七天到中國，與華南的中共官員會商；後來又前往莫斯科，會見史達林。到了一九四九年底，毛澤東已定期送武器越過邊境，從廣西到中南半島北部，來協助胡志明的游擊隊。同一時間，杜魯門及其團隊也對共產黨在中南半島發動革命的前景產生戒心，因此開始增運軍事物資到中南半島。到了一九五○年秋天，杜魯門政府已送了數十架地獄貓（Hellcat）和熊貓（Bearcat）戰鬥機到越南，又派遣美軍顧問及其他轟炸機、推土機及重機械。杜魯門及其高級助理現在把中南半島戰事視為最高優先事項之一；唯有朝鮮半島的部隊能獲得更多的美國軍事援助。
最後，隨著韓戰戰情膠著，甚至一度備受輕蔑的蔣介石在台部隊也開始在美國的戰爭計畫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到了一九五一年，由於冷戰的軍事化程度上升，中央情報局在這個國民黨所控制的島上建立了一個繁忙的工作站，在台北近郊一個代號為武昌新村的營地活動。中央情報局成立了一家空殼公司──「西方公司」（Western Enterprises），用來掩護美國在台軍官的活動。實際上，美軍在台灣培訓游擊戰士，教他們利用傳單、無線電和熱汽球向大陸散播宣傳。一九五四年，因為愈來愈關注共產主義在東亞的影響力升高，美國簽署了《東南亞集體防禦公約》（Southeast Asia Collective Defense Treaty）──這是一九四九年蔣介石倡導的《太平洋公約》的溫和版。同年，美國又與蔣介石簽署《中美共同防禦條約》（Sino-American Mutual Defense Treaty)，防衛台灣免受侵略。
這些措施成功地確保蔣介石此一海島基地的生存。但是，中央情報局企圖破壞毛澤東在大陸統治的努力則證明不是那麼順利。到了一九五○年代末期，中央情報局已空降數百名特務進入大陸，企圖蒐集情報和製造事端。然而，誠如艾奇遜所預測的，這些任務都無法發揮作用。中央情報局一位站長日後回憶：「我
們透過無線電聯繫，然後就音訊全無了。」
華德．李普曼在毛澤東勝利後幾個月，頗有先見之明地寫道，一九四九年的事件「需要以較長期的觀察去理解，而非僅靠明天的頭條新聞就能知其內情」。李普曼認為艾奇遜的政策基本上是合理的，他特別欽佩國務卿「拒絕以挑激美國與赤色中國的衝突，來遮掩（與俄羅斯的）衝突」。不過，他指出，艾奇遜的忍耐策略要好幾年才會見效──最後，也果真如此。他寫道：「我們不能繃緊神經等待毛澤東違抗史達林的新聞。上天有眼，不是不報，只是時候未到，在亞洲的報應特別慢。」
艾奇遜雖有耐心，但他不是姑息主義者。他不喜歡強生，不是因為強生好勇鬥狠，而是因為國防部長觸動杜魯門最宏偉的幻想──包括美國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拯救中國的這個信念。艾奇遜是個註冊的民主黨員，具有進步的思想，但是他不能容忍某位現代作家所謂的「廉價、輕快的普世主義」（cheap and cheerful universalism）。艾奇遜認為，杜魯門最喜歡的詩〈洛克斯萊廳〉預言和平即將到來，其實包含「重大的謬誤」。艾奇遜後來解釋，丁尼生的樂觀主義忽視了人類生存的悲慘、嫉妒和敵意面，這些故意的衝突模式在地球上已存在數千年之久。
艾奇遜說服杜魯門在一九四九年採納的策略，依賴於黑暗但是連貫的世界觀。艾奇遜雖然是一位聖公會主教的兒子，卻不是傳統的虔誠信教者，不過他仍然吸收了聖經的宇宙論──尤其是理解人類意志的矛盾方面。一方面，人類是自由、強有力的；另一方面，不受約束的自由卻必然導致戰爭和毀滅。艾奇遜後來解釋，他認為「武力和暴力」雖冷酷，但在人世間卻是不可避免的現實。艾奇遜指出，美國的敵人──譬如史達林和毛澤東這類的人──都精明地基於「實力估算」的策略。美國如果打算在這個危險的世界生存下去，就需要做同樣的事情──但是需要謹慎小心。
或許艾奇遜的世界觀不是那麼開朗、樂觀，但也不是不抱希望。對艾奇遜而言，在無情的世界中禁得起風雨拂逆的第一步，就是試著看清楚現實。從悲劇的角度來看，認識到美國的敵人也只是人，受到同樣的弱點和判斷失誤的影響，甚至還有一種安慰作用。最重要的是，悲劇性的世界觀以其對人類理性界線的懷疑，為最終的救贖打開了前景。如同肯楠曾在日記中寫下，「認識到人類智慧的局限性，並允許真正的悲劇情境存在」的世界觀，也承認「人類不易察覺的解決方法……」的可能性。
對毛澤東而言，他不搞這些形而上學的臆測。他認為行使人類的意志時，沒有所謂矛盾這回事，只看機會是否存在。毛澤東學生時代時曾在一本課本邊緣潦草地寫下他的感想：「有人說，我們必須相信道德律法來自上帝的命令，因為只有這樣，它才能被執行而不被藐視。但其實這是一種奴性的心態。你為什麼要服從上帝而不是服從自己呢？」一九四九年勝利後的幾年裡，毛澤東似乎運用這種意識作為他的模板──容忍不斷擴大的個人崇拜，並大膽試圖推翻中國古代正統的觀念。
毛澤東在戰後的政策包括野心勃勃、唐吉訶德式的社會和經濟改造作為。一九五○年代末期展開的大躍進運動，毛澤東試圖藉由激烈改造其經濟，強力迫使中國踏進現代時代。他渴望提升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產出，為鋼鐵和穀物產量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然後要求透過一系列激烈改革達成這些目標。中國的農村被改組為人民公社，毛澤東希望透過經濟規模和分工制度，增進效率。同時，個人及公社在後院土法煉鋼，希望提升產量。農村到處可以聽到勞工高唱「超英趕美」的愛國歌曲。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經濟經驗，大躍進帶來了巨大災難。後院煉鋼爐生產的鋼鐵毫無用處，反而占用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勞動力。農耕方式的創新──有些是由毛澤東本人設想出來的──所產生的各種荒謬的作法：富有想像力但不切實際的新奇事物，層出不窮，包括拿朝鮮薊和向日葵、南瓜和木瓜交叉繁殖。不幸的是，一連串惡劣的氣候──包括中國某些地區鬧颱風和洪水，其他地區卻發生無情的乾旱──加劇了痛苦。農民們到處找樹葉、樹皮和蠕蟲吃，勉強求活命。由於改革失敗和隨後發生的飢荒，約有兩、三千萬農民活活餓死。
然而，毛澤東的政權竟然挺過此一瘋狂決策造成的災禍，存活下來，到了一九六○年代，他又投入心力要改造中國社會。他和盟友在一九六○年代末期發動所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企圖消滅資產階級影響力的最後痕跡，純化全國。毛澤東的信徒把它當做是合乎一九四九年革命邏輯的延伸，持續當年礙於現實考量而未完成的蛻變。現在毛澤東的忠實信徒指示，「只要是一切不符合社會主義制度及無產階級專政的事物都應該予以批鬥」。他們把激進青年組織為紅衛兵，派他們四處塗毀舊文化的標誌，攻擊他們所認為食古不化的中國知識份子或甚至任何政敵。在這場大屠殺中，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卻達到巔峰。朝聖者揮舞著《毛語錄》，跋涉數日參觀這位「偉大的舵手」昔日的「革命聖地」。民族主義的激情經常表現為尖銳的狂熱。狂熱的追隨者高呼反美口號，揮舞假想的刺刀。然而，最終這個原本就雜亂無章的運動開始分裂，引發了一系列內部的破壞性暴力，嚴重傷害中國經濟，也破壞毛澤東在海外的聲望。
即使如此，毛澤東繼續自視為世界舞台上的要角，提供武器和人員協助世界各地的革命黨，譬如越南的胡志明游擊隊。一九六○年代末期，被稱為一九四九年「私生子遺緒」（bastardlegacy）的越戰，打得如火如荼。傷亡日益慘重、分裂益發加劇的戰事，逼得已退休多年的杜魯門和艾奇遜重新評估他們在亞洲圍堵政策的後果。林登．詹森（Lyndon Johnson）總統明白，杜魯門政府當年第一步走向的這場戰爭現在已危及到他的施政，因此經常試圖爭取這位前任總統支持他升高越戰的決定──甚至幾度親赴獨立城拜訪年邁的杜魯門，向他請益。至少在公開場合中，杜魯門是保持沉默的。但是，艾奇遜則不吝提供意見。一九六七年艾奇遜在白宮某次會議中向詹森表示：「我們當然不應退出越南。」他又說，唯有展現美國的決心，才能說服胡志明放棄他對南越的企圖。然而，到了翌年，由於越共發動的春節大攻勢（Tet Offensive），加上美國及英國陷入經濟危機，艾奇遜開始對越戰失去信心。他現在勸詹森退出越南，專注於「力所能及」的地區──主要在歐洲。
不過，一九四九年杜魯門和艾奇遜共同制訂的戰略，也指向二十年後尼克森總統所採行的對北京比較親善的政策。到了一九七○年代，尼克森想退出越南，推動翻轉數十年來美國孤立毛澤東的政策。多年來，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關係逐漸磨損，部分是因為美國設法煽動這兩個共產主義大國彼此針鋒相對。雖然尼克森的戰略和艾奇遜的戰略不盡相同，兩個人卻確實共同有著宏觀的意識：試圖鼓動中蘇交惡將有利於美國。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森成為第一位訪問中國，並與毛澤東會面的美國總統。此時的毛澤東日薄崦嵫，變成「孤立、癡肥、喃喃自語、不時流口水的獨裁者」。將近七年後，華府終於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結束長達三十年的外交邊緣政策。
艾奇遜在晚年時並沒有因為北京和莫斯科逐漸失和而感到欣慰。中國問題玷汙了他一度閃耀的聲譽；右翼的反共人士和左翼的反戰抗議者都為他感到可惜。最後，一九四九年的遺緒──儘管艾奇遜在某些方面做了最大的努力──包括長達三十年不承認共產中國，長達數十年支持台灣，以及韓戰和越戰。艾奇遜指責「狂熱追求神靈的人」，只要涉及到中國的辯論，就立刻「熱血湧上耳朵」。但他的世界觀卻一直保有神學色彩。有一次在阿拉巴馬州一個空軍基地演說時，艾奇遜引用了切斯特頓（G. K. Chesterton）的一首詩；切斯特頓是對人類心理頗有研究的作家。艾奇遜朗讀：「我告訴你，不是為了安慰你／是的，不是因為你盼望／除了天空變得愈來愈黑暗／而海面升高。」一年多後，艾奇遜在馬里蘭州的鄉村別墅因中風去世，享年七十八歲。
作者為資深國外新聞記者，足跡踏遍世界各地。在《新聞週刊》（Newsweek）擔任資深撰述及分社主任長達十年，曾經入圍李文斯頓外國報導獎（Livingston Award for foreign reporting），他的團隊於二○○四年榮獲得國家雜誌獎（National Magazine Award）。文章散見於《華爾街日報》、《外交政策》及其他刊物。著有Lincoln in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a Statesman and the Down of American Power、《迅猛的力量：1949，毛澤東、杜魯門與現代中國的誕生》（A Force So Swift: Mao, Truma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1949）。
書名：《迅猛的力量》
作者：凱文．裴萊諾（Kevin Peraino）
出版社：遠足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