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返校》創造國片票房紀錄，引起國際影壇關注，並且帶動一股圖像與文字大量複製與再創的庶民文化風潮，對於展示台灣國片的國際聲望、藝術層次與文化創造力都有極為正面的效應。
《返校》討論方興未艾。圖片來源：返校電影版FB
然而，標榜「愛與寬容」的韓粉們因為影片涉及白色恐怖的題材，再次出征給影片負評和言語攻擊。與此同時，《聯合報》於9月27日刊出一篇記者程嘉文、黃國樑的報導〈「返校」叫座傷韓選情？政治電影頻打藍「文化助選」惹爭議〉，再次顯示統媒一貫唱衰台灣的立場。不給國片工作者一點掌聲就算了，還以貼標籤、扣帽子的方式給他們最大的羞辱。
《聯合報》這篇報導凸顯了藍營對於韓國瑜選情低迷的集體焦慮，把影片當作投射焦慮的對象，甚至代罪羔羊。報導斗大的標題和內文充滿跳躍性、無法驗證的推論。如何證明《返校》的票房造成「打藍」的效應？意思是觀眾先前都挺韓，看了電影之後變成挺蔡，還是記者把電影票幻想成選票？報導一下子暗指影片因政治正確而賣座，行文中又強調政治正確不一定有票房。這樣的邏輯謬誤充分顯示該報導無心探討影片造成的轟動或成為「事件」的社會、文化、藝術和心理因素，而訴諸過度政治化詮釋加以扭曲。
從筆者從事文學與文化研究多年的角度來說，完全看不到該報導有任何電影評論最基本的水平，完全沒有深入談到電影的內涵，包括情節、敘述觀點與結構（也就是說故事的方式）、語言、象徵、攝影鏡頭角度與速度、造景、聲光特殊效果等等。
別的不說，《返校》在情節發展的邏輯下，編寫了許多深富詩意與哲理的台詞，包括「樹葉有愛時，便化成花朵，花朵敬拜，結出果實」、「埋在地下的樹根使樹枝產生果實，卻並不要求什麼報酬」、「只要我們還活著，就有很多事情可以期待」、「你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總得有人活下去，記得這一切得來不易」等等，充分展現語言、思考與感受的創造性，對撰文的記者難道一點意義都沒有？
除此之外，該報導羅列了許多涉及政治議題與歷史事件的電影與電視節目，似乎要論證影片票房之外，影片本身的品質也是決定是否成之永恆的關鍵因素。因此類似《阿扁與阿珍》、戒嚴時期的軍教愛國片因為政治色彩過於鮮明，就不可能得到高度評價，逐漸被世人淡忘。但是類似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白色恐怖的《超級大國民》、以野百合學運為題材的《女朋友男朋友》，雖然涉及政治議題，卻叫好又叫座。
換言之，即便從報導本身的角度來看，藝術文化產物創造好的票房和藝術層次並不衝突，也不會因為涉入政治就必然是「政治正確」或迎合觀眾的政治立場。票房、閱聽反應、藝術層次和政治意識之間有更細緻的關聯，恐怕不是《聯合報》報導有能力處理的。於是乎過度簡化、扭曲的政治化詮釋，說白話一點就是扣帽子和貼標籤，似乎也不足為奇。
《聯合報》報導和那些出征的韓粉們，在意的恐怕不是《返校》的藝術鑑賞和詮釋的問題，而是以白色恐怖為題材的電影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他們焦慮的不只是韓國瑜低迷的選情，更是黨國體制的歷史版本，在當前台灣的民主社會中面對更多元的詮釋與反思，如同他們一貫將進行中的轉型正義工程扭曲為「東廠」。
報導中特別舉鐘浩東為例，說他如何是被當時的中國共產黨表揚的匪諜，卻在影片中被當成英雄。該報導強調白色恐怖時期清除匪諜具有正當性與必要性，筆者感到不解的是，記者真的用心了解「基隆中學案件」，甚至其他眾多的政治案件嗎？
有多少個案是因為參與讀書會、不當檢舉和誣告、或任何莫須有的原因，而被以「參與中共地下黨組織」被逮捕、刑求、被迫認罪，沒有經過合法的審判過程被判刑，乃至於槍殺，被草草埋葬在類似六張犁那樣的亂葬岡？可以將「國家安全」無限上綱到寧可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個嗎？
「文化助選」的大帽子，返校怎麼擔得起？圖片來源：返校電影版FB
該報導同時也直指《返校》為民進黨「文化助選」，記者有真的深入瞭解現今文化部經費補助審查的流程，以及經費執行的規約嗎？心中有東廠，任何人都可能是東廠，白色恐怖不就是透過這種無限上綱的陰謀論，不分族群摧殘思想自由、生命和所有人性中美好的特質嗎？
《聯合報》記者「是忘記了，還是害怕想起來」當時國民黨黨國體制下的語言和文化政策如何箝制言論和思想自由，還有像中影製片廠這樣的機構生產一部又一部的政治宣傳影片，不僅重複在戲院和電視台播放，還會要求各級學校學生「觀賞」，如同那惡名昭彰的《南海血書》曾是必讀的反共教材？
藝術具有內在的特質，表現與追求崇高的精神價值，然而藝術生產也總是在特定的歷史、政治與經濟條件之中，但藝術生產可貴之處就在於情感的慰藉、陶冶和昇華，給人面對現實的力量，甚至也可以是對於社會與政治的積極介入。在極權體制之中，文學、文化與藝術實踐都必須為政治服務，從屬於國家統治機器或「領袖的意志」。在民主體制之中，即便藝術生產仍不離政治，甚至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其政治性顯示於藝術生產與詮釋權是藝術家、作品、現實與「諸眾」之間的共同參與，不是也不能由任何一種政治勢力甚至政黨壟斷。
觀眾怎麼看待《返校》，他們如何以各自的方式將觀影經驗連結到個人生命經驗和集體歷史記憶，也是《返校》的政治性的一環。《聯合報》報導代表許多藍營人士的心聲，以及他們心中依然屹立不搖的「領袖意志」，把具有高度差異性與複雜性的觀眾貶抑成沒有獨立感受與思考能力、只會被動接受洗腦的「文化呆瓜」（cultural dupes），如同極權體制底下可有可無、隨時可被清除的人民。
也許有人會覺得電影歸電影，談白色恐怖如此巨大的政治議題或歷史創傷過於沈重，「現在過得好好的，幹嘛一直講過去！」他們不願意瞭解，「過去」並不會因為不去面對或者繼續耽溺在往前看的「進步史觀」（其實也是「勝利者的歷史」）就會離我們而去。
在這個問題的思考上，《返校》透過懸疑推理的情節和戲劇性的虛構情節，提供我們不同的思考與想像，並給出一個寓意深遠的象徵：尚有許多未被記得、未被平反、未得到救贖的過往生命，依然如同鬼魂在（虛構的）翠華中學、六張犁、東本願寺（現獅子林大樓）等「不義遺址」徘徊不去，纏繞在我們的記憶深處，就看我們有沒有勇氣面對且接受鬼魂給我們的記憶召喚。面對《返校》的記憶召喚，台灣人不該忘記也不會害怕想起來！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