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網軍在去年臺灣大選期間,透過網路社交媒體大量散佈假消息。圖片來源:Pixabay
美國媒體《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於六月二十六日刊登〈中國網軍拉抬臺灣爆紅候選人聲勢〉(Chinese Cyber-Operatives Boosted Taiwan’s Insurgent Candidate)一文,詳實呈現相關事證,指稱中國網軍在去年臺灣大選期間,透過網路社交媒體大量散佈假消息,拉抬韓國瑜聲勢,並且不分藍綠肆意攻擊韓國瑜以外的候選人,刻意製造臺灣社會內部矛盾。
這樣的統戰滲透也顯現在韓粉在韓國瑜造勢活動期間高調地四處流串,謾罵攻擊立場不同的民眾,像是日前高雄觀光節在公共場所呼口號,跳中國流行的大媽廣場舞,再再都是統戰恫嚇意味十足的動作。這股統戰勢力透過旺中系統的媒體夜以繼日放送,也對國民黨初選程序發揮恫嚇的效應,將韓國瑜拉抬到超越藍綠的地位。
換言之,臺灣人絕對不能只是把韓國瑜看成草包、能混則混能撈則撈、吃這碗看那碗的投機政客,也不能把韓流貶抑成脫離社會現實的老殘族或無腦族。如果我們關心的不只是2020大選的勝敗,更關心臺灣的命運,我們就必須更嚴肅地看待他們。
同樣高舉超越藍綠大旗的柯文哲日前於雙城論壇中,與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共同發表「我們都是中國人」的宣示,柯宣稱自己的兩岸立場是「五個互相」(互相認識、了解、尊重、合作與諒解),但是卻把民進黨(特別是小英領導的中央政府)當作無法互相的敵人,和中國站在聯合統戰陣線的立場再清楚不過,這樣一來,臺灣的國家主權當然只是屁話。柯文哲總是說「民進黨抹紅他」,其實這句話的隱藏版是:他已經夠紅,simply red,怎麼抹(紅)都是多餘。
國民黨倒是很稱職地在柯韓的夾縫中發揮統戰的剩餘價值,爭相和中國涉臺官員發表統一聯合聲明,無視兩岸事務相關法律規定。簡單來說,柯韓和國民黨白藍紅勢力都不想再演了,他們不單純是爭取執政權的政黨和政治勢力,而是和旺中、愛國同心會、統促黨、村里單位等散佈在臺灣各處的無數細胞,分進合擊的中國統戰聯合陣線。
柯韓勢力都是台灣社會的徵侯(symptom),是台灣社會內部矛盾的產物,與本土的地方勢力形成命運共同體,也與中國統戰勢力結盟。中國對臺統戰不僅將矛盾極大化,不只有在國家或政府層級文攻武嚇,而是越來越日常化,就在台灣人每天的食衣住行之中,不僅透過媒體戰和民主選舉奪取政權,更無所不用其極打擊臺灣人民士氣和信心,混淆價值觀。
從整體的戰略來說,中國勢力透過它的代理人要掏空、要連根拔除作為一個臺灣人的各種基礎,進行某種形式的民族清洗,如同中國政府在新疆和西藏的集中營或再教育營的作為。集中營不一定是一個具體固定的空間,只要是具備集中營的統治結構,集中營就在那裡!
2020大選即使柯韓和國民黨敗選,中國統戰勢力也不會因此消退,會繼續利用民主體制的開放性與脆弱,從內部腐蝕民主體制的根基。臺灣人關心選舉結果之外,更該深刻體認形勢的險峻。除了要求蔡英文總統領導的政府儘速啟動民主防衛機制,包括訂定反滲透法、管制和嚴懲假新聞,臺灣人在心理和行動層次都要準備長期反抗中國統戰勢力的進逼與滲透。
在此形勢下,如果我們還想要保有民主的政治體制、生活方式和精神價值,臺灣國族認同絕非假議題,也不是過時的訴求,而是回應當下情境強化臺灣民主制度體質與朝向未來迫切需要的工程!
回顧現代歷史,世界各地的獨立建國運動與革命,從十八世紀的美國與法國、十九世紀的南美洲到東歐與南歐,一直發展到二十世紀的非洲與亞洲,民族主義讓人民感到生死與共,發揮政治動員與凝聚向心力的作用。也許有人會因為某些歷史現實,例如北愛爾蘭共和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等民族主義團體曾訴諸暴力手段,或者南斯拉夫聯邦垮台之後個共和國之間的血腥內戰,因而將民族主義簡化成極端保守的意識形態、排外與恐怖主義暴力。
然而,我們如果仔細回顧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歷史,就會瞭解民族主義的文化、道德與精神層次的意義,包括對於自身文化自主性的信心與驕傲,對於自由、平等、反壓迫等人性價值的普遍關懷,如同我們在惠特曼與葉慈等詩人的作品和行蹟、盧梭和傑佛遜等啟蒙思想家的著作看到的。
臺灣歷史上的臺灣民族主義從對抗日本統治,到中華民國體制時代的幾波反抗與民主化運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內涵與訴求,也被以不同的方式挪用。
蔣經國晚年甚至都宣稱自己「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不再壓制臺灣人的身份認同,把它收編到大中國主義或中國人認同架構之中,對於那些認同國民黨和中國的人,「臺灣」脫離這樣的架構就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不是指有別於中國人的民族,遑論是一個國家的名字。而民進黨則是從「臺灣共和國」到不分先來後到的「命運共同體」,在執政之後更是發展出「臺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字叫做中華民國」可稱之為「華獨」或賴清德所自詡的「務實臺獨」。
放眼全世界,很難找到像「中華民國」這樣自我矛盾的政治體,既抽象和脫離現實,繼續施行國民黨統治中國所制定的法統,憲法裡有「固有領土」的主張,稱呼中國為「大陸地區」,但同時卻又像個苦命媳婦很「務實地」在現實夾縫中求生存,連「中華臺北」這種四不像的符碼都可以用這麼久,只要人出得去,叫什麼都沒關係。在這樣的歷史與現況下,臺灣民族主義也完全受制於中華民國體制下的教育、文化、媒體,以及尚未清理的黨國遺緒,大多只停留在政治動員策略、論述甚至口號,其意涵尚未被充分思考與想像。
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約兩百萬人民手牽手,圍成一條穿越三國「波羅的海之路」(the Baltic Way),向當時的蘇聯和國際社會表達反抗蘇聯依照希特勒和史達林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簽訂的《德蘇互不侵犯聊約》佔領三國。示威行動後,三國各自脫離蘇聯。「波羅的海之路」宣告的不僅是三個國家的獨立,也是三個脫離「蘇愛拉立一家親」的新興民族。
作為臺灣新民族主義產生自既有的現實情境,卻帶著打破現實束縛、朝向未來的希望。臺灣新民族主義不是要復興或發揚任何偉大的歷史或固有傳統,而是人民向世人宣告他們選擇截然不同於極權中國統治下的生活和價值觀。臺灣新民族主義是進行式也是未來式,是一個開放的變異的過程,不需要有共通的族裔身份、種族和血緣,任何人只要認同民主價值、人權、土地正義、性別平權、環保,認同南島民族親水愛山林的性格,認同海洋民族勇於航向世界的冒險精神,都可以成為臺灣新民族的一份子。
臺灣新民族不惜「動搖國本」實踐轉型正義工程,無條件認同所有受壓迫的民族,中國人、香港人、維吾爾人、圖博人、蘇丹婦女、敘利亞難民……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