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者的悲觀
略論1989北京學運與中國民主前途
唐光華／訪問紀錄
問：5月12日至6月1日我在北京採訪，依個人在天安門廣場的觀察，那段期間有很多次機會，中共或學生任何一方若稍作讓步，六四屠殺悲劇即可避免。為什麼您在最近發表的幾次談話，都說六四的鎮壓很難避免，雖然您也說那樣野蠻的血腥屠殺遠超過您的悲觀之外？
林毓生教授（以下簡稱林）：歷史事件之所以發生，有結構性原因，也有偶然因素所造成的影響，所以我們很難說某一歷史事件一定會發生，尤其是重大事件在緊要關頭常受一些偶然因素所左右。不過一旦歷史事件已經發生了，我們就很難把偶然因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而應該就結構的原因提出檢討。如果今後中國能有結構上的改變，那些特定偶然因素將來也就不會發生多大作用了。
問：您曾用德國社會學者韋伯的「意圖倫理」（the ethics of intention）概念，來描述參加此次北京學運的知識分子及學生的人格特徵，認為這些學生秉承了傳統中國知識分子追求「內在超越」的文化遺產，只問道德的應然而不問行為的結果，終於導致中共的過度反應。照我在天安門現場觀察，學運學生那股不畏死亡的精神，似乎還受中共革命浪漫主義的傳統所鼓勵？
林：的確如此，革命的浪漫主義加上中國傳統的「內在超越」精神，使學生更不願妥協。他們以「意圖倫理」的純正性與企求的合理性及無懼性代替了策略。而另一方面，中共領導層融合了傳統中國政治的家長制、中共政治與軍事勢力的幫會性、農民暴動的破壞性與對知識分子的仇視，以及列寧、史達林的「全權主義」（或極權主義），可說是東西方政治傳統中最惡毒部分的結合。學生要求平等對話，在中共看來，等於是向它的任意性與絕對統治性進行根本的挑戰，它當然不能接受，一定要鎮壓。
因此，若從結構因素來看，我對中國大陸的未來甚感悲觀，可看到的最近的未來只有混亂和倒退。
問：學生領袖中也有從「責任倫理」出發的，並不全只求意圖純正而不考慮策略與後果。像吾爾開希就是一個例子，他在5月16日下午面對中共統戰部長閻明復的誠懇規勸，並由閻轉達中共中央願考慮檢查《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的訊息後，就傾向撤退，但卻遭到百分之九十五的絕食團學生代表投票反對。五．二○李鵬宣布戒嚴後，吾爾開希基於保存實力的考慮，又提議撤退，但再度遭其他學生領袖拒絕，甚至被撤銷了職務。這暴露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在近百年來的中國民主運動中，執著「責任倫理」，強調考慮行動後果的人面對主張「意圖倫理」的人總是屈居下風？過去台灣黨外康寧祥曾被抨擊為放水，最近民進黨張俊宏反對公然鼓吹台獨也遭激進派抨擊，而吾爾開希甚至遭撤職。主張「責任倫理」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的困境要如何改善？
林：你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第一、了解「責任倫理」的複雜意義的人原本就比較少。「責任倫理」最後的根源乃是堅定不移的理想，所以它與權力政治中政客的行為不同。根據「責任倫理」處世行事的人，因為要對他的行為後果負責，所以常需考慮行為所可能產生的後果並謀求達成理想的策略。以「意圖倫理」處世行事的人則經常以堅持意圖的純正性作為達到目的的手段，往往結果適得其反，中國文化基本上是一個「意圖倫理」為主導的文化，所以堅持「責任倫理」的人一開始就不占上風。
第二、就是剛才提到的革命浪漫傳統，這可追溯到五四。五四雖然標榜理性，其實含有很強的激情和浪漫的因素，而理性與激情在很多方面是沒辦法配合的，最後都由激情壓倒理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固然與中國始終面臨危機，大家捺不住性子有關，另一方面是由於深受中國傳統影響所致。中國傳統中講究理性的深度不夠。中國人多喜歡講實用，它與理性的距離比與激情的距離要遠得多。舉例來說，民主在西方得以落實和發展，得力於獨力於政治的「民間社會」的「基本結構」（如教會、獨立的社團）甚多。這些社團對民主的貢獻，雖然是間接的，但力量卻非常大。義大利學者羅傑若在《歐洲自由主義史》一書中，即藉分析喀爾文教派對民主發展的貢獻，指出其間的關聯性。然而受實用觀念左右的中國知識分子，多寧願直接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進「民間社會」成長的工作。我說實用與激情較近，與理性較遠，道理在此。
至於如何改進，使主張「責任倫理」的政治家、知識分子不要再居劣勢，依個人的看法，可從兩方面著手：第一，執著「責任倫理」的人要有自信，從事環境的改造與「民間社會」的建立，雖然對民主只有間接的貢獻，但在道德上會比以保持精神完整的姿態直接介入政治的人更超越，因為這是對子孫負責的、更落實的作法，不像肉體犧牲這類可看得見的行為，而是更有擔當更理性的行為。因此，執著「責任倫理」的人面對主張「意圖倫理」的人大可不必覺得矮一截。第二，社會、政府要鼓勵和肯定抱持「責任倫理」的人，若能蔚為風氣，「責任倫理」自能轉居上風。
問：自由主義者多樂觀，何以您對中國民主的發展比較悲觀？
林：當你愈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發展所依靠的社會、文化與法律的基礎時，就愈對中國的民主前途覺得黯然。中國發展民主當然不必也不能完全重走西方的軌跡，但類似西方民主發展的基礎，如法治與「民間社會」，是不可少的。這些條件在中國的過去與現在都不易找到。
問：您不是曾經提出「創造性轉化」，主張在老祖先的文化遺產中找些東西轉化成有助中國民主成長的因素？
林：「創造性轉化」蘊涵下列立場：中國傳統中並無民主制度，也無民主觀念（雖有民本觀念）；中國的前途端賴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政治；在中國如要建立以法治為基礎的民主政治，端賴將中國傳統中與民主制度與觀念不矛盾或間接有可能助其發展的資源，經由「創造性轉化」的過程，使其轉化成直接有利於民主發展的資源。換句話說，我的意思是：如要發展民主，就要推行對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至於是不是真能產生「創造性轉化」？「創造性轉化」是否真能落實？這是一個開放的問題（open question）。
問：北京學運期間，北京的治安比平常還好，數百萬市民受傳統公道觀念驅使，不顧本身利害，紛紛起而聲援學生，這股潛藏在人民心中的高貴力量，似乎又顯示中國的未來並不是那麼悲觀？您看那位隻身擋一列坦克車的青年，他面臨生死關頭，還能從容地掀起戰車駕駛座的蓋子向駕駛兵曉以大義。這種雍容而大無畏的氣概，在缺乏偉大文化傳統的國家或地區是絕對無法產生的。
林：友人李澤厚先生常提醒我對中國的未來不要太悲觀，他的理由是中國文化的底子很厚。我對未來較為悲觀的看法不能講死，那不是絕對悲觀主義。在某種政治與社會情況下，中國傳統文化中比較高貴的素質能夠冒出來。我是在北平長大的山東人，我知道北平人講禮節，有分寸的傳統，且因講禮而養成了講理的習慣，以及精鍊和流暢的說理能力，其水準在很多方面與日本人、歐洲人比較都不遜色或有過之。當然，現在與從前相比，已經差了很多，但無論如何，老底子還在。不過，這些正義感、勇氣、講禮與講理的習慣，是否能創造地轉化成直接有利於民主的資源，則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
我對中國未來感到悲觀，另一重要原因是，看到中共領導層幫會家長式的統治，對人民的摧殘，較之史達林時代的俄國，猶有過之。中國原來就缺乏產生民主的社會與文化傳統，再加上這樣什麼都能做出來的頹廢的統治階層，未來自然難以樂觀。你在學運期間看到的知識分子與學生是全大陸的精英，若到其他地方看，結論可能就不一樣。而這些最優秀的中國人正是中共摧殘的對象。由於中共控制了軍隊、特務與大眾傳播系統，在那個地方，極少數的人可以控制得住大多數人。
問：大陸有很多優秀的知識分子，生活物質條件很差，既無名利的激勵，又隨時有被扣帽子的危險，卻能孜孜不倦地努力。有那麼多不計個人得失只知為民族文化獻身的知識分子，是否也是中國大陸未來的希望？
林：的確。大陸上有一些知識分子，氣度恢宏，道德承擔（commitment）也很厚重。另一方面，有時因某些歷史的偶然因素，文化環境也會出現個別的或短暫的改善。例如朱厚澤擔任宣傳部部長的時候，文化政策比較開明。但正因為他開明，他便很快被撤換，他是中共任期最短的宣傳部長。
問：北京學運前大陸部分知識分子提出新權威主義，認為中國大陸的發展策略應是，由現代化導向的政治強人先全力發展商品經濟，等商品經濟發達後，出現獨立的中產階級，再談建立制度化的民主。而在這段過渡期間，為了防止新權威腐化，須增強民主的壓力，具體的辦法是發揮政協、人大的監督功能，並鼓勵報紙客觀報導事實。這些學者的邏輯是民主要以自由為基礎，而自由的獲得又有賴特定的外在條件，特別是經濟條件。
林：他們如何保證新權威不受老權威影響？
問：部分學者似乎把希望放在趙紫陽身上，希望鄧小平和李鵬都能放些權力，好讓趙紫陽放手改革，也有些學者寄望鄧小平能繼續闖關，完成未竟的事業。
林：這太一廂情願了，近乎紙上空談，現實政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中共當前領導階層的家長制與幫會性格，完全把「公共空間」（public space）當作私的領域，既不具現代化導向，更不會接受增加民主壓力的設計，不能寄望他們成為新權威。
問：從此次天安門學運可以看出，中國知識分子對民主理論了解的深淺，關係今後中國民主大業的推動至鉅。這方面您的看法如何？
林：知識分子愈了解自由民主的理論與自由民主在政治上與社會上發展的歷史，愈有助於促進自由與民主。拿台灣來說，台灣自由知識分子對過去十年台灣自由民主的促進固然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台灣民主如要進一步發展的話，主張自由民主的知識分子就需增強歷史的深度，包括對中國、歐美與日本史的了解。因為人類歷史有共同的問題性（problematiques）和相互參照性。若能了解自古希臘、羅馬以來一直到現代的歐美自由與民主的發展，就比較容易掌握法治的制度、多元的社會及文化與自由民主的關係（例如，多元的社會與文化必須建立在許多道德的、思想的與政治的共識之上，這一複雜而辯證的「多元」與「共識」的關係，單從實證研究來了解是不夠的）。
問：您曾經用含混性與庸俗性來形容許多台灣知識界與文化界人士，這次返台印象是否仍是一樣？
林：中國知識分子的性格本來就有兩面性，一方面秉承士君子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天下為己任」的淑世精神，故具有入世的使命感；另一方面，則有從強調抒情到發洩情緒，甚至自我陶醉的文人性格。在許多台灣知識分子身上，入世的使命感常變成空洞的口號，而文人的性格則從抒情墮落到煽情——實在沒有真的感情了，所以只能煽情。加上官方、大企業、大眾傳播媒體提供各種誘惑，許多知識分子很難固守自己的志業，難免流於含混與庸俗。當然，也有不少可敬的例外。
海耶克先生曾說：「一個人若不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有什麼理由要求個人的自由？」自由與責任密不可分，而責任與自律密不可分。這是台灣、大陸、海外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應自勉的。
我這次回台灣，看到十幾位三十到四十歲的青年學者，他們有的在民間、有的在學院裡，學術的根柢較厚，道德承擔也夠，又能保持相當獨立的思辯性思考，他們既關懷社會，也能堅持知識的獨立價值，不再把知識的價值依附在政治、大眾傳播及商業的標準上。看到他們，我非常高興。
問：還有許多青年投入民間社團。特別是解除戒嚴之後，台灣已有上百個民間自主社團出現，連原有的社團都發憤圖強，不再聽命於政治力量，而能逐漸發揮自主的功能了。
林：這是好現象。這次回來聽朋友告訴我花蓮佛教慈濟醫院創辦人證嚴法師的故事，很受感動，可見台灣在表面的逐利、庸俗之下，還是有許多高貴的靈魂在為社會奉獻。事實上，今後大陸和台灣需要多一些有道德承擔的人。假若這些人能發展出來健康、有力的民間社會與文化，他們便為中國的民主做了札根的工作。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1989年9月19-21日
「六四」天安門悲劇的涵義
林毓生教授訪談錄
徐璐／紀錄整理
中國的民主與政治一直都不是件令人樂觀的事。但自四月學運發生以來，許多知識分子起初都深懷希望，即使少數例外，他們在理性的悲觀中也仍不免要矛盾地懷有一絲希望。尤其，自1949年以來的知識分子運動，幾乎都是失敗的或引發了倒退的結局；所以大家更主觀地希望這次的學運能夠成功。為了參加「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學術研討會，我在4月29日到達北京，5月9日離開，「五四」那天曾親自看到了學生與知識分子的遊行。在這段期間，有許多人都告訴我「中國是很有希望的」。
一、知識分子使命感重
從歷史傳統來看，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的關係一直是糾結在一起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多都抱持著一種宗教性的入世使命感，認為自己不應為自己而活，而應將自己奉獻給社會、國家。這是以「天人合一」為基礎的「內在超越」的表現。儒家「內在超越」的觀念，使人與宇宙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人性內涵永恆與超越的「天道」、「天道」因此可在「盡性」中由「心」契悟與體會。對於深受此種宇宙觀潛移默化、影響至深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他們認為內在精神與思想的力量可以落實到政治改革層面，發揮具體的影響力，產生具體的貢獻。
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獨特的入世使命感——只問自己應該做什麼，並以為只要堅持理想，理想總有達成的一天，而不問如何使該做的事達到目的。
二、介入政治活動缺乏組織
所以，中國知識分子經常介入政治活動，卻經常沒有政治組織。他們是用「精神」作為「組織原則」。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的政治精神，精確地說，並不是純粹的政治活動，而主要是含有宗教意義的精神活動。所以，他們是以意圖的純正性與企求的合理性及無懼性代替了「策略」。然而，精神是精神，它終究不能代替政治組織與策略，加以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民間社會」所構成的「基本結構」（infrastructure）（如獨立於政治的教會、社團等），可以獨立的資源支持民間的政治訴求。所以，大陸知識分子的政治活動可使用的資源極少。但弔詭的是：用「精神」來聚集與發揮的「政治訴求」必須堅持它的完整性與崇高性。這種無法妥協的精神性（或宗教性）政治活動，直接引發了中共領導層的恐懼感，並導致了他們，在其他條件的影響下，過度的反應。
導致天安門悲劇的主要政治責任應由鄧小平來負。因為，改革開放是鄧小平定下的政策，胡耀邦、趙紫陽都是鄧小平提拔出來的。他們都只是執行者，而不是決策者。然而，這十年的開放，在經濟政策方面，基本上接受了資本主義的許多前提與制度。社會與文化的空間，也直接或間接因受經濟開放的影響而擴大。在這麼多的變化中，關懷中國的人就會想，一個打著開放旗幟並漸漸在前進的政權，對於知識分子的運動多少應該會有些進步的回應。但不幸的是，沒有人想到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竟然已廝殺得這麼慘烈。平常這些經常在一起吃飯、游泳、談天的人，竟然在私底下鬥得如此你死我活。
三、統治者至今仍無安全感
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階層在經過四十年之後，還沒有放心做成統治者，更不知道怎麼去當統治者。因為，任何統治者的「統治正當性」必須建立在非暴力的成分上，雖然他要獨占對暴力的使用權。所謂「槍桿子出政權」，在建立政權四十年後還要使用，可見其政治權威性的薄弱與狹窄，這次「六四」大屠殺正可證明中國最高領導階層至今還沒有超脫山溝裡打游擊，隨時可被殲滅的恐懼。按理說，中國共產黨天下已打下了四十年，不應有如此強烈的恐懼感。但是，他們的落後，遠超過我們的想像之外。
中國共產黨今天實際上是用兩條腿走兩條相反的路，一條走向資本主義，另一條則仍然要保留列寧、史達林「全權主義的」統治模式與中國農民暴動的幫會性融合以後所產生的任意性與絕對統治性。這當然要與受經濟開放影響而產生的擴大社會與文化空間的訴求相衝突。
四、毀滅自己建立的事業
為了保持他的任意性與絕對性，中共領導人——毛澤東與鄧小平——一個在「文革」，一個在「六四」，都親手毀滅了他以前建立的事業——一個毀滅了他的革命事業，一個毀滅了他的改革事業。
然而中共的統治卻不會馬上垮台。在那個制度中，只要掌握了軍隊與特務，少數人仍然可統治大多數人。我對劉賓雁的道德勇氣一向是很欽佩的，但他「六四」以後公開說「中共兩年之內一定會垮」，那是不負責任的說詞。
經過這次事變，中共已把自己的選擇全都堵死了，使它現在只能用暴力、逮捕、宣傳來鞏固它的政權。改革派已被打成敵人，所以鄧小平死後，權力將落入頑固派的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未來令人悲觀。
有人提到武裝革命，但是，武裝革命需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而共產黨的特務系統和控制系統是非常嚴密的，他們用極少數的人可以統治著多數的人，軍隊內部也是如此，所以軍隊叛變的可能性也很低。
五、中國「缺乏」民間社會
從關懷民主的立場來說，中國最大的悲哀是，如前所述，沒有「民間社會」，所以沒有「民間社會」所構成的「基本結構」來以獨立的資源支持民間的政治訴求。從比較粗鬆的角度來看，高等院校是中國唯一擬似的「民間社會」。然而，它們仍受官方控制，所以不是真正獨立的「民間社會」。東歐的共產國家，如波蘭與匈牙利，其民主運動，因有「民間社會」——如教會——的支持，所以漸漸走出來了。
原載《自立早報》，1989年8月27日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教授。著有：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中譯為《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並有日、韓文等譯本）、《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書名：《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
作者：林毓生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1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