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作為一個自由人
在日本留學時，永熾曾被社會主義的教授欺辱，那個教授討厭蔣介石，竟然連帶地討厭作為被支配者的永熾。永熾那時就對所謂的社會主義感到懷疑。原本，社會主義是同情弱勢的，沒想到社會主義學者的所作所為，反而是幫著大國來壓迫小國以及小國的人民，只因為他們認為自稱左派社會主義的一方，必然是正義的一方，而只要被歸類為右派的，不論是被支配者還是支配者，都一樣是壞的。永熾覺得這根本就不是社會主義，原本在那個時候，他閱讀社會主義的書已經讀到興趣缺缺了，甚至對內容開始產生懷疑，再加上碰到那樣的教授，他對所謂的社會主義者更感到奇怪，因此開始思考實踐與思想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
這是非常弔詭的現象：所謂的社會主義者，竟然會對被國民黨奴役的人沒有一丁點同情心，更因為永熾不是中國共產黨那邊來的人，就拒絕讓他上課。所以永熾雖然在思想上傾向社會主義，卻不會對社會主義感到狂熱，說實在的，永熾打從心底討厭社會主義者以及社會主義的某些面向，尤其是所謂的表面工夫。比如，後來他發現很多社會主義者的行為其實是法西斯，他們說的和做的完全相反，「社會主義」只是他們用來包裝自己的「形式」，顯示他們是清高地站在弱者的一方，但他們實踐出來的，卻和他們的思想不一致，有時，甚至對於何為弱者的定位都有問題。
美麗島事件之後，有些人由大中國傾向走向台灣，但永熾本來就沒有要當中國人，從他碩士時代研究福澤諭吉開始，他就清楚知道自己想做的是自由人，這是他很重要的目標。
作為一個自由人的自由是什麼？永熾認為，自由就是在思想上不受到某種主義、派別或觀點的限制，當你覺得一個東西是好的，對自己的思想與觀點有幫助，那麼就喜歡它，不要抱持反對的心態。比如，中國有好的一面，永熾可以喜歡，日本有很多好的地方，永熾也喜歡，歐洲有好的一面，也一樣。就這樣，永熾慢慢理出了一條他稱之為「自由人」的路線。如果有人說永熾曾經是「社會主義」者，他不否認；說永熾是「自由主義」者，他也不反對。如果問他自己，他會認為自己偏向「社會民主主義者」，也就是自由主義者的左派。
很多人會以為左派和右派是相反對極的兩端，但永熾不這麼認為，他的分界是以光譜的概念來思考，如果自由主義是中間點，自由主義左派就是「社民主義」或是「民社主義」，再往左一點是社會主義，再往左端靠近則是「社會民族主義」（social nationalism），那就和納粹法西斯一樣了。而從自由主義往右靠，是「保守主義」，再往右就是「種族主義」，更往右邊則是極端的「法西斯納粹種族主義」。所以左右兩個極端其實是一樣的：一端完全強調民族主義，一端強調社會民族主義。一般認為納粹是社會民族主義或是國家社會主義，但國家社會主義是右派，怎麼可能會和左派的社會民族主義一樣？可是在法西斯國家裡也還是有社會主義、社會改造之類的作法，所以如果我們把左右派的直線性光譜兩端連在一起圍成圓圈，用圓圈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會發現所謂的左派右派，在極端點上其實都是一樣的。
永熾一直都是偏向自由主義的左派，有點社會主義的意識在裡面。他剛開始研究福澤諭吉時，原本偏向自由主義，但受到日本薰陶、又赴日留學後，他的自由主義裡就包含了社會主義的思想，像他返台以後在《中國時報》裡面寫的專欄，就帶有濃厚的社會主義。
但鄉土文學論戰和中壢事件發生之後，他發覺到社會主義的問題，比如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左派，其實是自以為的左派，他們並沒有真正去理解社會底層人民的生活，對中國的帝國性也沒有對抗意識。隨後的美麗島事件，對永熾的情感或認知之所以沒有太大影響，是因為他一直都堅決反對台灣受國民黨統治，只是在那時還沒有很堅決地意識到台灣要走向什麼方向。但無論如何，這些社會變化仍然觸發了他在思想上的轉變，讓他清楚意識到獨裁社會主義的兩個面向，一個面向是法西斯，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是右派的極致，我們常稱之為國家社會主義或民族社會主義，但事實上它要把所有東西都收歸國有，這點和社會主義是一樣的。另一個面向則是蘇聯式的，就是所謂正統的馬克思社會主義。永熾的思辨方式，是以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來攻擊法西斯式或納粹式的社會主義面向，在這過程中，他理解了無論是法西斯式或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其實都是同質性的存在。於是，一九八○年代以後，永熾思想中的社會主義成分，開始轉向了社會民主系統。
6人心思變的一九八○年代
美麗島事件和林宅血案觸發了很多人轉變，一九八一年七月，又發生了陳文成事件。陳文成原本在美國大學任教，從留學時期就與台灣同鄉會有聯繫，也支持一些異議雜誌。一九八一年他返台探親，從自宅被國民黨情治單位約談後，第二天早上就被發現死在台大研究圖書館的後方草坪上。因為他在美國教書，所以美國很重視這起命案，對國民黨施壓，要求國民黨開放台灣的民主化。接著一九八四年發生的「江南案」，也對國民黨造成壓力。筆名江南的劉宜良是《蔣經國傳》的作者，當時他正在撰寫《吳國楨傳》，結果在美國自宅遭槍殺，因為他是美國公民，而黑道兇手又與國民黨情治單位關係緊密，美國因此對蔣經國政府極為不滿，對蔣經國施壓，蔣經國才不得不放鬆對台灣的獨裁統治，並說出蔣氏後人不再從政的話。
從一九八○年代初開始，整個台灣的人心發生了轉變。在學校有校園運動，社會也開始有社會運動，台灣逐漸發展出全面性的社會運動。
為什麼會出現社會運動？永熾認為這與台灣的經濟發展有密切關聯。一九八○到一九八五年這段期間，台灣發展為新興工業國，熱錢滾滾，總要有地方用，比如投資、象徵性消費、文化生活、娛樂等等。不過這時候在國民黨政權內部，王昇的勢力相當大，很多方面都很保守。但是對於中小企業來說，生產出來的東西在國內銷不了，往國外又限制重重，很難外銷，為了趕快把東西銷售出去，當然希望開放，於是成為要求自由民主的推手。
然而，國內熱錢滾滾，也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比如因為盤銷制度，農產品的價格在都市裡賣得很高，但在產地收購時，卻被壓得極低。永熾的表哥在山上種梨，一箱梨賣給大盤商的錢，幾乎就是台北市一袋梨的錢，一年純收入僅約三、五萬元，卻要養活一大家子。農民也沒有健康保險，永熾的二舅舅原本只是小中風，但因沒有錢、鄉下醫療環境又差，拖著病情，健康狀況愈來愈差，有四、五年都只能癱躺在小房裡，幾乎是在等死。永熾回老家時，母親帶他去探望舅舅，永熾看了，心裡非常難過。那時台北羅斯福路和辛亥路口蓋了一棟新大樓，一間賣一百萬，永熾本來有點心動，衣雲更是大力鼓吹，但最後永熾還是決定不買，一來是方瑜覺得麻煩，二來是想著雙方家裡都有老人，手頭總要備著一筆錢，萬一老人家有什麼病痛，必須有錢可以拿出來治療與照護。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