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美麗島大審公開
就在美麗島事件的暴民說壓倒性地襲捲台灣時，一九八○年二月二十八日，美麗島事件被告林義雄的家裡，竟然在情治單位監控下發生了滅門血案，林義雄的母親與雙胞胎幼女慘死，長女重傷。這個事件讓很多人對國民黨起了疑心，也開始對美麗島事件產生不一樣的看法，甚至轉而同情美麗島事件的被告。
美麗島事件最嚴重的不單是鎮壓、牽連與刑求，更是對這些平民實行軍法審判。這種事國民黨早就做慣了，他們沒想到這次竟然會踢到鐵板：美國出面施壓，要求公開審判過程─雖然台灣內部也有要求公開審判的聲音，但對國民黨來說，美國的要求才要緊，才需要重視。這時的蔣經國已經沒有了聯合國的席次，也失去了國際地位，本來他還想借助本地人的支持，想不到本地人又起來造反，所以他不能再失去美國的支持。
美國雖在一九七九年元旦和中國建交並與中華民國斷交，但緊接著也制定了《台灣關係法》。《台灣關係法》承認台灣人有某種自主性，但是不承認有「政府」，只採用「當局」這個稱呼，所以「中華民國」這個名稱不會出現在台美任何往來關係中，只有「台灣當局」這樣的稱呼。這等於說台灣沒有政府，最多只有一個暫管的當局，這和《舊金山和約》所稱的「信託統治」雷同，沒有國家的名字，而且戰後國民黨政府是依盟軍第一號指令，代表盟軍接收台灣，而非領有台灣。依國際法來說，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也是個問題，所以就用「台灣當局」。
《台灣關係法》其實意謂了台灣有自己決定的權利，也支持台灣的存在─雖然不能說是獨立國家。一九八○年代後，美國賣武器給台灣，依循的也是《台灣關係法》。所以美國雖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但事實上仍然潛在地支持台灣，也因為這樣，蔣經國還要靠著美國，如果連美國都不支持他，他就真的什麼也沒有了。所以，當外部美國和台灣內部這兩股要求公開美麗島大審的力量碰在一起，蔣經國只好破天荒地採取公開審判，允許電視和報紙報導被告發言與審訊過程。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日，也就是林宅血案發生前八天，軍法處以叛亂罪起訴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林義雄、陳菊、呂秀蓮與林弘宣等八人，另有三十七人在一般法庭被起訴。三月十八日開庭，當時只有三家官方電視台，蔣經國為了對美國表示他的開明，就讓電視播放美麗島大審的情形，國外的媒體與人權團體也到場旁聽。
永熾原本就很關心大審之前國民黨如何抓走施明德，開庭後，更是每天守在電視機前面，關心情勢的發展。當然永熾接收訊息管道，絕大多數都來自報紙，報紙雖然有法庭答辯的摘要，但寫的自然都是國民黨那一套，所以看的時候不能照著它的意思去讀，而要看見它背後的意思，比如報紙上寫「窩藏嫌犯」，你就知道這是協助逃亡；「叛亂分子」或「暴民」，就是反國民黨的人。
美麗島大審的結果是所有首謀均被判有罪，施明德是無期徒刑，黃信介被判十四年，其他人十二年。另外牽連的被告，包括王拓、楊青矗、邱垂貞等人，各被判處不同刑期，長老教會的高俊明，則因為藏匿施明德而在一九八○年四月被補，被判七年徒刑。
永熾一直很擔心國民黨會突然把這些消息封鎖，或是等美國壓力小了，就回過頭來把資訊抹消，就像當初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一樣，所以他把美麗島事件相關的各家報紙全都留了下來，收在家裡的儲藏室。從美麗島事件爆發一直到審判結束，一共四個多月的份量，占了很大的空間，方瑜和衣雲每次說要丟掉，他都不准，說要把這些報紙當作史料保留下來。大概到解嚴後一、二年，他才覺得也許不用繼續保存了，但即使這樣想，也沒有丟掉，結果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發生的同時，永熾家裡遭到白蟻侵害，儲藏室裡的紙類、木類全都被蛀掉，這一堆報紙也全都餵給了白蟻。
4美麗島事件的影響
蔣經國在美國和台灣斷交後，立刻下令停止選舉。但因為美麗島事件，有來自美國的壓力，台灣內部的異議聲浪也增強，國民黨只好在一九八○年底再度開放選舉，他們本來以為把「叛亂分子」都關起來了，沒有人會出來參選，沒想到選舉一開放，很多受刑人的家屬，像是姚嘉文的太太周清玉、張俊宏的太太許榮淑、黃信介的弟弟黃天福，一一「代夫出征」或「代兄出征」，他們在各處舉辦競選演講會，哭訴不公平、唱起「望君早歸」，報紙、電視上不准講的東西，藉著這個管道慢慢在社會上流傳開來，而且這些人全都當選，周清玉更是全台國大代表的第一高票，可見人心已經開始轉變了。
因為這樣，永熾才強調一九七九年對台灣是很關鍵的一年，第一個是發生了美麗島事件，第二個是台灣變成了新興工業國，之前拎著公事包走天下的中小企業，真的闖出一片天下，國際把台灣視為新興工業國｜後來因為中國的壓力，改稱為新興工業區域｜再接下來，就有所謂的「亞洲四小龍」，台灣在其中是領頭羊，台灣在經濟上的氣勢愈來愈高。第三個是台美斷交、美國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國民黨政府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也不見了。從一九七一年被退出聯合國以後，國際就不承認中華民國是國際世界的一環，所以蔣經國才想藉由獲得台灣人的認同鞏固地位，結果弄出了美麗島事件，連認同都得不到，這個機會也蕩然無存。
美麗島大審的公開，讓本來一直被國民黨封鎖的言論見了光。呂秀蓮、姚嘉文這些人在法庭裡可以盡情陳述，在審判時講的話也都被錄下來，變成大家都看得到。藉著這個機會，關於「戒嚴」、「黨禁」、反對「萬年國會」、甚至「台灣獨立」等政治理念都流傳了出去。慢慢地，台灣的自覺心和自立心愈來愈強，自我存在的意識也愈來愈高。
美麗島事件對很多人來說是轉折點，他們是從美麗島事件之後才開始產生自覺，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否則以前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師大的莊萬壽就常常提到他以前完全是中國傾向，美麗島事件之後才轉變為台派，作家林文義也一直強調他的此一轉向。這是美麗島事件審判公開帶來的影響，讓很多人從大中國意識慢慢轉變為台灣意識。
不過，永熾倒是沒有這樣的轉折，他從以前閱讀胡適，就非常討厭國民黨。自日本回台以來，他內心一直都傾向台派。雖然反國民黨的立場始終沒變，且在美麗島事件之前就已經參加康寧祥的《八十年代》雜誌，但在一九八○年代以前，永熾的台派立場還沒有那麼明顯，因為那時國民黨和中國並沒有劃上等號，國民黨口裡的「中國」是一個虛幻的想像，所以現實中的中國歸中國，國民黨歸國民黨，國民黨和中國可是仇深似海的敵人。所以，永熾和澄社那些比較傾向中國的人，都能相處得很好，因為大家共同反對的都是國民黨，對中國有什麼想法並不重要，他們彼此之間對於國家理念的差異，都被壓縮在反國民黨的大標題之下。直到一九九○年代以後，因為永熾既反國民黨又反中國，才跟這些人分道揚鑣。
對永熾來說，中國的確也有好的一面，不能全面否認。他對過去的中國，老實說也沒有什麼惡感，甚至有些還滿喜歡的，以前他為錦繡出版社撰寫《歷史中國》時，在序言也稱讚過中國的歷史，不過，他指的是舊中國，而不是近代中國，因為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沒有一個是好的。
早期因為資訊不多，他對共產黨還有一些好感，以為它是社會主義，留學日本時，也讀了很多社會主義的東西。但後來當他發現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社會主義，對中國共產黨就沒有好感了，甚至二○○○年以後，永熾對舊中國的那些想法，都產生懷疑。如果中國的歷史真有那麼輝煌、那麼好的話，為什麼會培養出專制、獨裁、甚至沒有人性的大大小小人物？為什麼會有各種類型的沙文主義？像是「高級外省人」，不就是一種大沙文主義嗎？以前永熾對中國、對中國的歷史書籍還有一點好感，但只要一反省到為什麼中國｜不管是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會培養出這樣漠視人權、漠視人心和人性的東西，那麼即使中國文學裡把這些東西說得多漂亮，究其根本，只要思考為什麼會發展成這個樣子，就會對整個中國的文化或是精神產生懷疑。
李永熾，1939年出生於台中市石岡區，父母皆為在地客家人。台中一中、台大歷史研究所畢業，曾赴東京大學大學院研究日本史。歸國後任教於台大歷史系四十餘年，於2005年退休。長期致力於日本歷史、文化、社會等相關研究，亦翻譯多本日文重要著作。1980年代起，積極參與台灣的社會運動暨政治改革運動。曾任台灣教授協會創會成員、建國黨發言人與決策委員、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董事、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總統府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主任、國策顧問等職務。
李衣雲，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副教授。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所畢業，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著有《變形、象徵與符號化的系譜：漫畫的文化研究》、《讀漫畫》、《台湾における「日本」イメージの変化、1945-2003：「哈日(ハーリ) 現象」の展開について》等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