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在全國唾棄尼克森的憤怒情緒中，從共和黨手中奪回白宮。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在全國唾棄尼克森的憤怒情緒中，從共和黨手中奪回白宮，但史書不會將卡特列入偉大的美國總統群像裡。卡特出身農家，他的平民形象在當選之初成為佳話，但這位非華盛頓政治典型的南方政客，很快就在華盛頓的政治叢林裡陷入危機。
左邊有傳統自由派對60年代衝撞社會議題的緬懷，右邊有雷根時代即將來臨前蠢蠢欲動的新保守主義。加上日本崛起，以民生工業挑戰美國的經濟優勢，中東局勢與伊朗革命帶動的能源問題，更不用說伊朗宗教革命後與西方翻臉，卡特面對伊朗劫持美國人質的危機一籌莫展，他拒絕鷹派以戰爭解決的選項，卻又提不出可行的對策，營救行動還以飛機互撞收場，可以說搞得灰頭土臉。
卡特的時代越戰已經結束， 60年代狂飆的氣氛漸漸淡去，卡特是處在一個進入80年代前政治思潮轉型的時代，但他顯得猶豫不決，把左右兩股截然對立的政客與知識分子全部得罪光。而媒體嗜血的本能，並不喜歡這樣沒有鮮明旗幟的領導風格，「無力感」（malaise）成為卡特政府的同義字。例如1979年的能源危機越演越烈，卡特卻在這個時候取消油價管制，加上三哩島核電廠事故，能源問題像一塊烏雲籠罩在每個人頭上。到了夏天，各地加油站大排長龍，民怨四起。其實比起以阿戰爭時的石油禁運，國際原油的供應還算平穩，但人心惶惶。
這時正是需要國家領導人發揮穩定人心的時刻，但卡特居然取消例行的總統國慶日演說，神隱到大衛營兩個禮拜，甚至有媒體開始懷疑總統身體狀況出了問題。其實辛勤的總統剛結束亞洲的訪問，去大衛營不是去度假，而是為了因應國家面臨的各種危機，馬不停蹄地開會討論，準備內閣改組。卡特還邀請各界領袖前來，聆聽他們的意見。卡特決定回到華盛頓後發表一篇能激勵人心的演說。這個構想堪稱合理，重點是要講什麼？包括副總統孟代爾（Walter Mondale）在內的部分政治幕僚一再警告總統，二十年前甘迺迪總統那種「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的年代已經結束，選民要聽的不是總統傳道，而是要聽總統告訴我，汽油買不到，你總統要怎麼辦？剛好與甘迺迪揭櫫的愛國主義相反。
可惜卡特採納了另一批幕僚的建議，認為汽油沒有問題，人民的精神與信心才是問題。在這樣的理念下，他在7月15日晚間透過電視轉播，發表了他的「著名」演講〈一個信心的危機〉（A Crisis of Confidence），這是卡特自訂的演說標題。而這個演講之所著名，不是因為它的內容，而是媒體立刻以「無力感演說」（malaise speech）來訕笑這個其實相當不錯的演講。一般老百姓對這個演講的反應是正面的，即時的民調顯示卡特的支持度回升不少，但媒體與政論家並不買帳，認為這篇演講只是在教訓人民，一切都不是政府的錯，而是人民不知吃苦，失去信心，失去理想。要等到多年後許多人重讀這篇演稿，才發現卡特這位連接兩個政治世代的失意總統，在這篇「無力感演說」裡清楚而正確地指出重振美國所欠缺的信心。說來諷刺，雷根擊敗卡特的重要武器，正是以不說教的方式找回美國人信心，雷根的競選語言簡單明瞭，「人民沒有問題，是這個政府有問題」。
不幸的是，在政治場域裡，認知就是現實，一旦被負面定型，虛擬實境就會成為每位政客的惡夢。卡特的施政成績並不差，正如這篇被忽略的演講，美國人漸漸肯定卡特政府的前瞻性。只舉大者，卡特在任內設立教育部、能源部，他努力調整石油需求的結構，成功將進口石油減半；提倡綠能，甚至在白宮屋頂架設太陽能板；放寬法規，激勵垂垂老矣的電信事業與運輸事業；致力於世界和平，以阿戰爭在他的斡旋下，走向談判桌；歸還巴拿馬運河，以利美國與中南美國家的關係；卡特是二戰後唯一沒有發動戰爭的美國總統。
可惜接任的雷根往另一個方向走，幾乎逆轉了卡特的所有政策，重新大量進口石油，還故意移除白宮的太陽能板。美國做為一個世界的超級強權，卡特的信念是，美國之所以強大，表現在它帶領價值的信心與責任；而雷根的訊息是，美國強大的表現，是它的人民不必犧牲任何生活享受，強大的美國會碾碎橫在美國利益之前的任何障礙，最後甚至走到出兵巴拿馬。不幸的是，美國選民歡呼擁戴的對象是雷根，不是卡特。1980年的大選，成為卡特從政以來最大與最後的挫敗。
卡特回歸平民後，並沒有中斷推行他的理念。他打破慣例，在必要時不忌諱評論現任總統的政策，但由於他的提醒超越黨派，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批評。時間不但慢慢把卡特放回他應有的地位，也讓他成為史上最受歡迎的卸任總統。三十年後，2010年，正當各界以超越政客的眼光欣賞卡特的時候，這位時已85歲高齡的前美國總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插曲。
卡特對錯失啟動全民健保的歷史機會難掩失落，更不掩對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的不滿。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卡特彙整他在白宮四年（1977–1981）多達五千頁的日誌，於2010年出版《白宮日記》。為了促銷這本新書，卡特接受CBS《60分鐘》節目訪問。節目一開始主持人（Lesley Stahl）直指在書中著墨甚多的健保法案。卡特雖然與國會的關係惡劣，他十分自豪他是最能夠說服國會的總統，只一任的時間，通過原本國會反對但最後成功說服的國會通過的法案僅次於詹森。但這個健保法案卻胎死腹中，後來因他的落選而不了了之。接下來12年的共和黨政府放任健保問題持續惡化，之後柯林頓雷聲大雨點小，原地踏步，要到歐巴馬政府才認真回到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積重難返。
卡特對錯失啟動全民健保的歷史機會難掩失落，這不難理解，但主持人話鋒一轉，直接問卡特，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Edward Kennedy）在這個法案中的角色。卡特也直接了當回答，說都是他的錯，如果不是甘迺迪故意阻擋這個法案，美國人現在早就有全民健保了。這個指控立刻引發甘迺迪舊部與家人的強烈反彈，認為卡特十分不厚道，把責任塞給已無法反駁，一年前才過世的甘迺迪。卡特的用字相當嚴厲，在書中如此，在《60分鐘》的節目裡如此，其他記者聞訊趕來採訪也是保持一貫的說法，顯然是他的確信，也不願以人死為大當鄉愿。
全民健保根植於羅斯福的「新政」思維，是民主黨的核心理念之一，但成就有限。共和黨與民主黨對這個議題的看法南轅北轍，是毫無交集的分裂議題，就像我們的統獨，而兩黨輪流執政的結果，在健保問題上無法形成跨黨派連續的政策。例如歐巴馬好不容易通過的健保方案，川普政府一上台就推翻。然而兩個民主黨的歷史級人物，一個是卸任30年的總統，一個是已故的資深參議員，推動健保還是甘迺迪墓誌銘上重要的一筆。那麼一向給予人溫和形象的老總統卡特，何來這麼大的火氣？不知者或許會納悶，但簡單一句話，選舉恩怨。
主持人為慎重起見，或許是唯恐天下不亂，再問一次，「全民健保法案不過都是甘迺迪參議員的錯？」卡特也再回答一次，「對，都是他的錯。」、「您的意思是參議員甘迺迪故意擋下這個法案，為了要傷害你？」卡特回答，我就是這個意思。卡特還意猶未盡，彷彿把情緒拉回當年，指控做為委員會主席的甘迺迪為了不讓卡特得分，不惜讓法案不過，想著一年後自己就是總統，要把這個劃時代的法案作成自己的功勞。
其實兩人的健保版本沒有基本上的不同，自由派色彩濃厚的甘迺迪主張一步到位，由政府提供全民健保；卡特則較為溫和，保留民間部門參與。同黨彼此妥協本來並不困難，問題是兩人個性、成長與從政背景完全不同，缺乏溝通的語言，更糟的是，1978年夏末正是卡特就任以來首度的期中選舉逐漸展開的時候，而輔選過程中，民主黨參議員甘迺迪挑戰民主黨總統卡特的態勢已經出現，兩人彼此敵視。一年後，美國20世紀最激烈的黨內叛變正式展開。 結果兩敗俱傷，此役成為甘迺迪家族重回白宮的最後一搏，卡特贏得初選，卻輸掉大選，30年後卡特顯然仍把這個帳算在甘迺迪頭上。
這場甘迺迪挑戰卡特的初選，戰況之激烈，兩百多年的美國歷史，唯一僅有，最後卻是兩敗俱傷。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這場甘迺迪挑戰卡特的初選，戰況之激烈，兩百多年的美國歷史，唯一僅有。今年初出版的《Camelot's End》（Jon Wade著）記錄了這場玉石俱焚的民主黨內戰。雖然這種所謂的「叛亂競選」（insurgent campaign）在制度上幾無機會勝出，但人性難料，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最後一次，但不管如何，至少制度健全，容得下黨員背叛。
反觀民進黨呢？創黨至今也不過兩位總統，初選機制可說還在石器時代，現任總統就遭此激烈的挑戰，挑戰者為求一個機會，任意拼湊對黨內初選的理解，假設滿天飛，不知所云。綜合這些理論，如果台美兩地相比，也許美國的政客沒有台灣的政客有民主風度才會砍到見骨；也許美國的支持者沒有台灣的支持者有理性；也許美國的民主黨比台灣的民進黨獨裁；也許我們比美國人更重程序正義，更重黨內民主，更懂得選後團結，不會分裂；也許我們的電話民調比美式的黨員大會、黨代表投票更有正當性；也許卡特的白宮幕僚長比國會參議員更有正當性挑戰現任總統；也許我們的媽祖託夢或抽不出國運籤，比美國一場又一場的造勢募款更不像突擊。祝這麼樂觀進取的人有一個好夢。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