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名：《一帶一路：帶你進入絲綢之路的歷史》
作者：劉欣如（Xinru Liu）
譯者：李政賢
出版社：五南
出版時間：2018／02／28
近年來，隨著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炒熱了絲綢之路的話題，臺灣出版隨後也出版了數本相關的歷史讀物。其中，五南出版社引進了牛津大學出版社「新世界史」系列叢書中相關的三本，這本由任教於美國的中國學者劉欣如（Xinru Liu）所撰寫的《一帶一路：帶你進入絲綢之路的歷史（The Silk Road in World History）》即為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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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路」一詞最初由德國地理學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提出，代稱漢朝時期絲綢經過中亞多條路線在各地展開貿易，以漢朝學到西域地理知識作結的這段歷史，不過他也討論了後期除了絲綢之外的各種貿易與路線，並指出了絲路在全球化與多元交流的意義。
而第一個將「絲路」用於標題的人，是另一位德國地理學者奧古斯特．赫爾曼（August Hermann）。他的論文〈從中國到羅馬帝國的絲綢之路〉建立了現今人們普遍的看法：中國（東方）和羅馬（西方）連繫在一起，絲綢貿易是跨歐亞貿易的核心。
本書於2010年出版，偏向奧古斯特．赫爾曼的觀點，作者以「絲」的貿易、變化與影響作為本書「絲路」的主軸，並敘絲路上人群、商業、宗教、藝術與王朝，從公元前到公元十四世紀的興衰變遷。
從古中國對馬的需求出發，作者指出漢朝與匈奴的戰爭需要馬匹，故向西拓展盟友和馬匹來源。這使漢朝拓展了中亞的知識，開啟對中亞的經略。而絲綢為中國獨有的高級織品，迅速獲得了中亞遊牧民族貴族的喜愛，並隨著中國對西域的經略、綠洲商業城市的興起，絲路貿易逐漸興盛。
絲綢很快得到了在跨歐亞貿易的另一端：羅馬帝國的喜愛。而本就興盛的地中海—印度貿易，因為月氏建立貴霜帝國，確保了中國通往西方與印度這條商業路線的安全，絲綢的市場拓展到印度。隨後，印度佛教為了走出印度、面對社會的劇烈變化，教義與組織產生了轉變，讓絲綢貿易得以在各大帝國崩潰時，因為佛教信仰圈擴大而維持不墜。
在禁慾、沒有神明、尋求涅槃的佛教化緣僧團和施捨的商業社群之間，有著化緣和施主的關係，隨著貿易、城市和信眾範圍的擴大，為了使人們更能理解佛教，出現了《法華經》，指導人們向寺院捐贈換取功德，以通過大乘、渡過人間苦海。佛教也引入了神祇「觀世音」的概念，指出若有捐贈，在人世間受到苦難時，也會得到觀世音菩薩的幫助。而佛教的極樂世界，就是以絲綢和「七寶（七種寶石）」裝飾的天堂。
上述因素使得高度發展的商業經濟與佛教教義合而為一，促進佛塔、寺廟和佛教石窟與相關藝術空前發展。漂泊無定的僧侶也有了永久居所，並發展龐大的寺院經濟，成為龐大的經濟業主。
而在貴霜王朝的贊助、信仰群眾的擴大、商業貿易的拓展、僧侶向外傳教以及信眾在旅途中的信仰需求等因素下，數以百計的各地佛窟和寺院在貿易路線上興起，成為商貿路線的休憩據點和商業活動所在。而當佛教進入綠洲都市和中國後，也成為重要的政治與經濟勢力。這使得佛教成為在漢朝、羅馬帝國和貴霜帝國滅亡後，維繫商貿安全的重要地點。
貴霜帝國時期佛教興盛，圖為貴霜帝國時期的佛教雕塑：釋迦牟尼之生。圖片來源：Daderot@維基共享資源(CC 0)。
隨著前述三大帝國滅亡，西元三世紀取代安息王朝的波斯薩珊王朝和中亞的粟特人成為跨歐亞貿易的要角。薩珊王朝的工藝品、錢幣、宗教與藝術風格開始隨著粟特人的跨歐亞商業路線遍布絲綢之路，而作為農業與游牧帝國之間仲介的粟特商人，又將各種藝術、宗教和商品帶往各地。
絲也不再由中國壟斷。波斯、拜占庭帝國都開始生產絲，波斯絲織品在歐亞各地廣受歡迎，不過中國仍是絲的最大產地。當時拜占庭將絲綢定為壟斷商品，其生產之紫色絲綢更成為西方基督教會宗教儀式、服裝和藝術的必需品。粟特人也在其中亞故鄉從事生產絲織品，其中的「贊丹尼奇」絲織品深受歐亞市場的歡迎。
伊斯蘭帝國興起後，絲綢貿易與藝術發展並未中斷，而是迎來新的轉變。伊斯蘭並未如中國、波斯與拜占庭壟斷絲綢、染料的生產與貿易，因此絲的生產與編織技術開始傳向歐亞非各地。絲綢仍然是重要的奢侈品和地位的象徵，蓋住聖地麥加卡巴天房的黑絲綢正是一例。阿拔斯王朝的哈里發及其妻子們也帶領時尚風潮，促進絲綢編織與混搭技術的發展。而嚴禁偶像崇拜的教義，更使得伊斯蘭發展出稱為「兌拉茲」的文字編織裝飾風格，並深受歐洲人喜愛。
此時政治、社會、宗教上屢有變革。如阿拔斯王朝衰落後，稱霸中亞與中東的突厥人以及經商見長的粟特人皈依伊斯蘭，並以伊斯蘭建築和寺院取代了過往的佛教寺院功能。但是絲織品在絲路上的地位仍未受到動搖。
而蒙古帝國的崛起與建立，前所未有地促進了歐亞貿易與交流。蒙古帝國擁有喜愛絲織品的貴族市場，又在征戰中取得了生絲最大的生產地中國、編織技術最精湛的伊朗與中亞工匠，配合領地內廣大的資源，經營著最巨大的絲織產業，絲織品受到廣泛喜愛與流通，特別是盛行於蒙古宮殿壁毯和掛毯裝飾，成為歐亞統治者們最為喜愛的室內裝潢。
在最後一章，作者提出了他對絲路的看法：蒙古帝國是絲織品和絲路的最後光輝歲月。由於蒙古各大汗國彼此之間的戰爭，導致陸上絲路日益危險而荒廢，絲的重要性也逐步被茶和瓷器等其他商品取代，加上陸上絲路的運輸方式不符茶和瓷器的運輸需求，漸漸被興起於東南沿海的海運取代。因此，當明朝取代了蒙古帝國重新建立起中原漢族王朝，與遙遠的中亞與西方市場隔絕後，陸上絲路逐漸淡出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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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寫作方式符合我們過往歷史課本中對絲路的想像與定義：一條無間斷的跨歐亞東西方貿易道路，以絲綢為主要核心的貿易商品，主要焦點是東西方、定居文明所建立的大帝國及其帶來的影響。同時，也補入巴基斯坦和印度北部對絲路的影響，進一步補充了相關知識。
然而，筆者對比美國學者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於2012出版的《絲綢之路》後，發現本書內容有值得商榷之處。
首先，這種寫法顯然窄化了絲路的定義。絲路本身所交易的產品並不僅僅侷限在絲織品，而各種技術（例如紙和火藥）、動物（馬）、植物（例如棉花）、飲食、音樂、宗教、疾病乃至族群融合，都是絲路這一跨區域貿易上帶來的交流與影響，延續至今。另外，這條路上的貿易、外交、征戰、遷徙和朝聖等種種活動也非常頻繁，它的歷史並不僅僅侷限在貿易。
其次，在這一敘事方式中，絲路成了東西方定居文明的貿易，而自古以來居住於中央歐亞地區的游牧民族消失了。事實上，中央歐亞的生態環境促成了定居農業文明與中央歐亞游牧文明之間的互動、戰爭與需求，這才帶動了絲路貿易的發達。而中央歐亞的游牧民族才是帶動跨歐亞貿易的主角。
在本書的敘事方式中，絲路成了東西方定居文明的貿易，而自古以來居住於中央歐亞地區的游牧民族消失了。圖為歐洲人描繪的蒙古戰士。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PD)。
事實上，無視中央歐亞的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才會將「中國」對西域的影響作為絲路的起始點與開始之處，而這正是此一寫作方式在思考上所帶有的陷阱假設。其實，閱讀本書時必須明白，絲路的起始點是難以確定的。
第三，本書將絲路視為一條筆直的東西向長程貿易路線。然而絲路並不是「路」，而是一系列貨倉、據點等連結的網狀貿易路線。在這部分作者填補上了印度北部與巴基斯坦的重要性，事實上這點正是證明了絲路的南北向貿易同樣重要。不過本書的寫作方式與重點配置，仍然具有一定的誤導性。
最後，陸上絲路是否正如作者所言，在十四世紀後「衰落」了？這與如何定義「絲路」有關。若如本書窄化絲路的定義，或許絲路可能真的已經「衰落」，但若以「宗教的傳播和貨物流動」仍存在於陸上絲路的活動此一最明顯的經驗證據，這個論點將站不住腳。而本書主張海上絲路興起具有取代意義。然而中國東南沿海延伸至東南亞和印度的海上絲路早已出現，卻僅是作為陸上絲路的補充，而非取代它。
同樣作為本書論證陸上絲路衰亡的重點：蒙古帝國的內戰與滅亡、絲的重要性下降，也無法證明陸上絲路的衰落。因為包含絲在內的各種貿易和各種交流，不論是南北向還是東西向，陸上絲路直到十八世紀中葉仍然熱絡，直到清朝與俄國兩個「火藥帝國」消滅了中央歐亞游牧民族的國家，以及工業化發展出新交通運輸方式和全球貿易體系吸納絲綢之路，才帶來改變。
藉由米華健《絲綢之路》的觀點作為對比，不僅可以看出本書所特有的觀點與商榷之處，也可以進一步思考「絲路」的內涵究竟該怎麼定義？探討歷史時，時間、空間的起始點與終點又該怎麼界定？而在對比之後，我們也必須思考：米華健的觀點一定對嗎？他的看法是不是又過於寬泛了呢？
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絲綢之路》
另外，筆者在本書也發現有趣的一點。即佛教經由波斯、貴霜、印度等西域僧侶傳入中國後，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佛教寺院都具有商業、借貸等許多經濟活動性質，或許正是源自於絲路上變化過後的佛教。
透過上述對比，儘管仍可商榷，但筆者對於作者的寫作方式與「衰落論」觀點並不表贊同，因為有可能強化我們對絲路歷史的誤解，而對於出版社將中文書名與英文書名原意完全扭曲的作法也不能理解。
然而，本書對理解絲路在歷史上與現今的意義，以及不被當代的政治口號所迷惑上仍有助益。書中所蘊含的豐富知識，以及對過去看法的修正，有助於人們逐步釐清過去所教的錯誤，也足以理解絲綢之路與現今中國的「一帶一路」有所不同。而絲路於十五世紀衰落的觀點，也仍值得再深入細討。
對於陸上絲路、中亞歷史更有興趣的朋友，則可搭配五南出版社同一系列叢書中彼得‧高登（Peter B. Golden）的《一帶一路：帶你走入中亞的歷史》（Central Asia in World History），將獲益匪淺，在此一併推薦之。
作者為逃離歷史系的歷史愛好者，喜歡買書看書，也寫作書評和歷史普及文章，並開有相關粉絲頁與medium。書籍與時事分享粉絲頁「黎胖」。個人文章網站medium「不是在買書，就是在去買書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