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放在顯微鏡下般檢視、測謊、調查數個月後，美國心理學家 Christine Blasey Ford 得到的，是她挺身指控的 Brett Kavanaugh 成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參議院公聽會中，儘管Ford博士受到的對待，比1991年 Anita Hill 指控當時最高法院大法官候選人 Clarence Thomas 性騷擾時，或許相對「友善」，但同樣的「檢討受害者」（ victim-blaming ）情形，仍舊存在。更甚者，部分性別既得利益者正透過質疑 #MeToo，試圖重新界定反性暴力運動下的「受害者」身分。
美國心理學家Christine Blasey Ford得到的，是她挺身指控的Brett Kavanaugh成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在參議院公聽會中，儘管Ford博士受到的對待，或許相對「友善」，但同樣的「檢討受害者」（victim-blaming）情形，仍舊存在。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更明確地說，這群「質疑」者，並非在呼籲人們注意「別對真相驟下結論」，而是以言語渲染「男性群體正在受性侵謊言的攻擊」，忽視「強暴文化」（ rape culture ）仍瀰漫於當代社會。接受 GQ Australia 訪問時，英國影星 Henry Cavill 就曾表示 #MeToo 使男人追求女人變得「非常困難」，更讓他擔心搭訕女人就會被當成「強暴犯」；而比起交新女友、回到前女友身邊「更安全」，因為作為公眾人物，「誰知道會發生什麼事？」。的確，身為知名人士，他可能會遭到有心人士利用。
但這項問題，並不僅限於男女交往之上，更是否讓他有權假定「所有女人都是潛在罪犯」呢？同時，從英國電視主持人 Jimmy Savile 、美國導演 Harvey Weinstein 、美國CBS前總裁 Les Moonves 、到波蘭導演 Roman Polanski 等案件中，更常看到知名人士濫用權勢佔人便宜。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也是這類「男人要擔心隨時被誣告性侵」的「積極擁護者」:在期中選舉的造勢活動中， Trump 不只多次公開嘲弄 Ford 博士、質疑她的動機，也時常強調「美國男人正遭受（性侵誣告的）攻擊」，要選民「想想你的兒子、想想妳的丈夫（正處這樣的危險中）」。但他似乎忘了、輕易說出「只要你有名，就能恣意妄為。…（甚至是）抓女人的下體。你可以做任何事。」這些話的人，究竟是誰。
性侵誣告並非罕見，丹麥電影 ”The Hunt” 也可視為是對性侵疑雲如何迅速擴展成獵巫行動的警世寓言。可是，誣告並非性犯罪專屬之現象，而是所有司法系統或任何犯罪類型，都會遭遇到且需要解決的問題。再者，男人是否隨時有被誣告性侵的「危險」呢？ David Lisak 等人（2010）研究1998到2007年某美國大學接獲的136件性侵通報案中，發現僅有8件確為誣告，並推論性犯罪的整體誣告率約落在2%到10%之間。
Sandra Newman 的文章則提到性侵誣告者通常有（不一定與性犯罪相關的）類似前科或說謊習性，且往往帶有特定目的，如報復、獲利、躲避責罵、或有精神問題。英國內政部也曾於2005年公布一研究報告，顯示216件的性侵誣告案中，只有兩件進入到起訴階段（但獲判無罪）；而美國國家冤獄平反中心（ National Registry of Exoneration ）的紀錄指出:從1989年開始至今，全美因性侵誣告造成的冤獄約為52件，但因謀殺指控導致的冤獄有790件，是前者的15倍之多（前述數據引用自此）。
在臺灣，根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的資料顯示：自2008年起，每年光性侵害事件就通報超過一萬件，2012年甚至高達一萬八千多件，是2005年通報率紀錄起始的兩倍之多。但法務部的資料顯示：2008年到2017年間，性侵害案件偵查終結數量僅約4500件上下；當中，男性加害者人數通常超出4000人，女性加害者雖略增，但人數落在90人內。在性侵受害者的部分，男性從2009年的500多人，短短兩年內增加至1000人左右，之後大致落在1000到1500人的區間內；女性受害人數雖自2012年起略為下降，但仍是主要受害性別，每年仍有超過6000人遭到性侵。
目前臺灣尚未有性侵誣告的詳細數據，但若借用 Lisak 等人的研究來推估、4500件立案數來說，每年的可能誣告率約落在90到450件之間，而這是以非常寬鬆的方式估算。同時，這也代表每年超過一萬件通報中，大概不到半數能完成、甚至進入偵查程序，而這個通報數並不包括因各種因素不願、或無法通報之案件。性犯罪從通報、成案、到宣判之數量比例的有極大落差，也存在於已發展國家：在加拿大，所有遭到起訴的性犯罪案件，僅有0.3%獲得判刑。美國最大的反性暴力組織 RAINN 整理的資料也表明，1000件強暴中，僅3成會向警方報案，而最後可能只有6人獲判；但是，1000件搶劫案裡，報案比例約達6成，而最終入獄服刑之人數約為20人。可見為犯罪行為的問責（ accountability ）率，確實會因犯罪類型不同，有極大差距。
由此可見，如 Trump 等人的「被害者心態」，基本上是庸人自擾。相反地，從2002年 Boston Globe 揭露天主教會數十年來組織性的掩蓋神職人員性犯罪的醜聞、2010年在英國 Rotherham 運作長達30年的兒童性剝削集團的曝光、2014年奈及利亞激進組織 Boko Haram 綁架的200多位女學生至今仍有百位下落不明、2016年爆發的近400名美國體操選手長期被體操界不同人士性侵一案、到2017年開始的#MeToo運動，每一個案件都沉重地彰顯了性暴力的普遍性、系統性、與性別不對等程度，本質上無關乎我們是生活在戰爭或相對和平的社會條件中。
2014年奈及利亞激進組織Boko Haram綁架的200多位女學生至今仍有百位下落不明。圖為今年3月獲釋的部份女學生。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此外，儘管性暴力威脅到的不只是單一性別，但從2011年因多倫多警方的失言、引發全球性的 SlutWalk 運動一事，點出現代社會對於性暴力防治的看法，往往仍從針對「管理」特定性別的檢討被害者與「蕩婦羞辱」（ slut-shaming ）角度出發。
性侵誣告，正如其他為圖利個人的誣告一樣，必須受譴責；而風起雲湧的反性侵運動，因試圖扭轉根深蒂固在日常生活中的強暴文化，進而引起部分男性的道德焦慮，也是可以理解。
可是，一如美國 The Daily Show 主持人 Trevor Noah 點明，這份男性道德焦慮正在被利用、被渲染成一種「大規模恐慌」:「他（ Trump ）知道如何提供給最沒有資格的人一個受害者的身分……若你說服男人他們才是 MeToo 運動的真正受害者，你就能讓男人把自己當作代罪羔羊、站在反對陣營，而非讓這群無辜者去確保那些真正做錯事的男人負起責任。…對 Brett Kavanaugh 來說，最糟糕的情況會是什麼？是回去當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法院機構中、擔任聯邦法官。但對 Ford 博士來說，她面對的是什麼？是她遭到性侵的故事被美國總統當作笑話；而這正是她所記得的……她說：事發當晚，那群男孩就站在一旁邊看邊嘲笑我。」
作者為社會科學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