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國際運動媒體平台《球員論壇》（The Players Tribune）刊登一篇命名為〈我有些話要說〉（I’ve Got Some Things To Say）的文章，該文是比利時明星球員盧卡庫（Romelu Lukaku）講述自己成為專業足球員的生命歷程，如何從貧窮的童年蛻變為以7,500萬英鎊之轉會費，簽入英國著名球隊曼徹斯特聯足球會。在文章中，盧卡庫提到，他加入比利時國家隊之後，媒體對他的評論見風轉舵，經常含有種族歧見的雙重標準：「一切順利時，（…）他們稱我為比利時前鋒的盧卡庫。當事情不如意時，他們則稱我為有剛果血統的比利時前鋒盧卡庫。」
足球界一直以來都遊走在主張融合多元和種族主義之間，一方面，足球企業的大老闆們需要透過各國人才的買賣來提升自己隊伍的戰鬥力；但另一方面很多粉絲無法接受他們所熱愛的足球隊多元化，德國也不例外。隨著60多年的移民經驗，德國社會以及各級足球隊（從地方到國家層級）的面貌都陸續在改變，越來越切實地反映德國社會中來自土耳其、中東、東歐以及北非的主要移民族群。畢竟，德國具有移民背景的居民高達22.5%，而其中的一半早已成為德國公民了。
德國隊相當多元，甚至最出色的不少球員都具有移民背景，例如呂迪格（Antonio Rüdiger，圖左）的母親來自西非的獅子山。圖右為克羅斯。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如今，德國隊相當多元，甚至最出色的不少球員都具有移民背景，例如：博阿滕（Jérôme Boateng）的父親來自迦納、赫迪拉（Sami Khedira）父親的祖籍是突尼西亞、戈梅茲（Mario Gómez）的爸爸是西班牙人、呂迪格（Antonio Rüdiger）的母親來自西非的獅子山，京多安（İlkay Gündoğan）和厄齊爾（Mesut Özil）的家族則有土耳其的移民背景。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我們難以想像，1998年出場世界盃的德國隊球員全部都是所謂的「純種德國人」(Bio-Deutsche)，沒有一個具有移民背景。
談及1998年，當年的世界盃似乎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當時，德國就在八強賽以0比3輸給克羅埃西亞，以敗戰收場，對自稱足球強國的德國，這是不可思議的羞恥。然而，在德國的馬鈴薯團隊低頭離場的同時，法國和比利時的大熔爐球隊令全球的球迷興奮不停，其中法國「三色軍團」（Equipe Tricolore）主要靠阿爾及利亞裔中場席內丁·席丹（Zinedine Zidane）的球技得到冠軍。
出局後，德國足球協會主席沃菲爾德（Gerhard Mayer-Vorfelder）的評論點出了德國一般民眾當時的意識形態，他說「假如我們1918年沒有失去德國的殖民地，現在的國家隊應該也清一色由來自德屬西南非洲的球員組成！」德國黑暗的殖民歷史經常被遺忘，然而德屬西南非洲1904至1908年間所發生的赫雷羅起義，德國殖民當局的暴力鎮壓犧牲了七萬多赫雷羅族（Herero）和納馬族（Nama）的生命。也因此，足協主席的這番話遭到很多批評，他後來自己也改口了，並承認種族文化多元的社會對足球發展可有所貢獻，他說：「我們需要反思並主動接觸年輕移民孩童（Ausländerkinder）的父母，吸引他們參與德國足球和加入國家隊」。1998年世界盃和2000年歐錦賽給德國帶來的教訓，引發了一系列的改革，促使德國足協積極培養來自不同族群的年輕足球人才。據此，2006年的「夏日童話」（Sommermärchen）和德國2014年獲得世界盃冠軍才有可能。
1998年到2018年，20年的光景過去，德國社會在各方面都進步了許多，而國家隊的多元面貌已經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但仍然有一群人刻意分化社會，煽動德國魂內心深處最黑暗的聲音：種族主義。
2016年，德國極右派的另類選擇黨（AfD）黨魁高蘭（Gauland）曾對德國隊發表引起高度爭議的言論，他表示德國國家隊「早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德意志了」。接受《法蘭克福匯報》（FAZ）的採訪時，他竟然還提到，一般德國人雖然可能欣賞迦納裔後衛博阿滕的球技，但不會想要跟他成為鄰居。
然而，批評有移民背景的球員，不僅是極右派政客的拉票秘訣，足球界的大佬們也時不時以球星的移民身分發表不適切的言論。德國足球權威馬特烏斯（Lothar Matthäus）最近在《畫報》所刊登的專欄就是一個例子。批評德國前腰的厄齊爾時，馬特烏斯表示：「看厄齊爾在球場上的樣子，我感覺他穿德國國家隊球衣有點不自在、不自由，就像他根本不想踢球一樣——無心、無樂趣、無熱情。」
厄齊爾（Mesut Özil）說「我們是一個隊伍（⋯）不管別人怎麼說」，也是在回應那些來自右派以及足球界的批評。圖右是羅伊斯（Marco Reus）。來源：Özil的Twitter
土耳其裔的球員經常成為種族主義批評的箭靶，媒體及政治界這兩個月來針對厄齊爾和京多安的攻擊，我們一般人難以想像他們如何承受。5月中，兩位球員在倫敦與土耳其總統會面，開開心心地與正在打造威權主義新土耳其的厄多安合照。他們應該沒有想到，德國社會的反應會如此的激烈，甚至退出國家隊的要求都有人提出。前德國國腳埃芬伯格（Stefan Effenberg）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有人像德國足協一樣不斷主張特定的價值，那麼其實唯一的決定應該是把兩個球員踢出去」。
實際上，公共論述對他們的雙重標準非常明顯，土耳其和土耳其裔兩個詞本來就很容易惹到德國民眾的民族主義。同時，前德國足球門神卡恩（Oliver Kahn）去沙烏地阿拉伯當守門員教練，一個囚禁三萬多名政治犯的不自由國度，完全沒有挨到任何批評。同樣地，厄齊爾在開踢前選擇不唱德國國歌，也經常被拿來質疑他的國族認同。相較之下，1974年獲得世界盃冠軍的德國隊，集體拒絕唱國歌，甚至有人當場大嚼口香糖。德國公共論述對這兩位土耳其裔球員的反應也映照出德國社會不少人對土耳其移民的質疑和不接受。
其實，德國隊的多元面貌恰恰反映出德國社會多元化的事實。早在1951年，德國隊已容納出生在羅馬尼亞的球員，德國作為移民國家的事實，最近十幾年來才慢慢被廣泛接受。不過，仍然有一批人努力操作德國人心中的排外主義。對這些人的批評和攻擊，實現打敗瑞典的奇蹟之中場核心克羅斯（Toni Kroos）回應得最好：「感覺如果我們提早出局的話，在德國有很多人會很開心，但我們不會這麼容易讓他們稱心如意！」實際上，德國社會整體比這些經常指責移民的「菁英」更進步、更擁有包容多元的胸懷。如今，被問及：「您會不會想要成為球星博阿滕的鄰居？」82%的受訪者表示「想要」，這個結果正好重重地打了高蘭及其同盟一記耳光。
作者為清華大學社會研究所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