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秋原的言論鼓吹反共、反台獨 、提倡中華民族主義。圖片來源：蔡其達
在「孤狗人生」這個專題裡，寫的主要是我在新聞界35年所遇到的人與事。由於每件事無論大小，都有許多的面向，人人觀點都不同，所以我在此聲明本欄所寫的只是卜大中的個人角度和個人觀點，既無必要推崇備至，亦無必要衝冠一怒，痛加貶斥。你的一言之褒榮於華袞，一言之貶嚴如斧鉞，但年逾70的我，已經不在乎了。華袞云云，斧鉞云云，夢幻泡影爾。
我的許多老友都對我從一個老統派，搖身一變成為反統派，感到不解與憤怒，如果我不清楚交代這項轉變，後來寫的事件都可能不知所云，對不上時代給我的入座卡，所以必須先說明這一段。
我受教育的年代是從蔣介石到蔣經國的時代，從硬威權逐步轉移到軟威權，然後到自由化的階段。李登輝就任總統後，立足於蔣經國自由化的基礎上，開啟了民主化的階段，那時我已在政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就讀（只差論文沒寫完，功虧一簣。有人玩笑稱此為Ph. Without D, Dissertation論文也），對於民主甚為憧憬，但也隱約感到民主和大中國民族主義似乎有所矛盾，然而在意識裡我還是較傾向中國民族主義，事後回想，應該是受了國民黨黨國教育洗腦所致。
那時台灣意識還受壓抑，是非法思想。我的統派老友毛鑄倫對我影響很深，經他介紹認識了老立委胡秋原先生（弟子們尊稱他為胡老師），以及胡的弟子們，如曾祥鐸、王曉波、陳鼓應等，胡秋原自費創辦《中華雜誌》，鼓吹反共、反台獨、提倡中華民族主義。由於歐美較左翼的思想書刊都被台灣禁止，我們這一代都對人類知識的這一塊空白一片；而胡老師在大陸時讀過左翼思想，說起來頗受無知的我們所景仰。胡老師未受警總干擾可能是他對馬列主義批判極為嚴厲之故。那時李敖經常與胡老師打筆仗，李主張全盤西化，而胡堅決反對西化論，兩支健筆打出思想火花，在在都影響了求知若渴的年輕學子。可惜後來李敖緊咬十九路軍的閩變事件，欲以政治事件入罪胡秋原未果，但已使辯論質變，創下後來藍綠政治化所有事件，不問是非對錯，只問顏色黨籍的惡劣先例。
胡老師對反西方的偏執今天來看確實有些過度，也有不盡嚴謹之處，但巧合的是習近平政權正在做全面否定西方的大業，其論述也與胡老師當年所言所差無幾，只是胡的認知早了習將近40年。
那時，我所寫的文章和中時的專欄，全部站在國府立場，就是反共、反獨、選擇性批判國民黨政權，對黨外勢力的崛起一則鼓勵，因符合民主化的理想，但又反對推翻國民黨政權，是我在台灣扭曲的政治現實中的求生表演。
1989年4月，佛光山星雲大師獲得中國同意前往揚州探望40年沒見到老母親，同時也弘揚佛法。該團聲勢極為浩大，人數近百。我經由星雲好友陸鏗先生的推薦，獲得星雲的邀請同往，我非常興奮，是我第一次進入中國。為了維持媒體的獨立性，我堅持自己付旅費，星雲大師決定收我半數，才結束這場爭執。關於星雲大師，我會在日後寫出。
等我們在中國繞了一大圈子，4月底中國大學生已在若干大都市群起示威，北京天安門甚至被學生佔領，還樹立一個仿效紐約自由女神的民主女神。我看到那些遊行的大學生們帶著眼鏡，斯文秀氣，和平溫馴，討人喜歡。四月底我們回到台灣，然後我再回到居住地洛杉磯（時任中時駐洛杉磯特派記者）。由於電視天天播放天安門遊行事件，電視台都在賭共軍會不會開槍。我們來自台灣的媒體人沒見過共產黨的兇殘，都認為不可能開槍鎮壓，但當時在LA的「「北京作家阿城（《棋王‧樹王‧孩子王》作者（棋王，卻在電視上保證中共會開槍，結果他對了，我們（美國和華人媒體）都錯啦。阿城說你們不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了保權他們什麼事都做得出。
電視的轉播太震撼人心，連老美都看。六四屠殺的第二天，我在家門口碰到鄰居、也是好友的東尼．海曼（Tony Hymen）先生，他十分憤怒地問我：「你們的政府怎麼回事？你們總理怎麼回事？中國人怎麼了？怎麼在眾目睽睽下開槍、還命坦克殘暴輾壓？」當時我語塞無法回答，也覺得很羞恥，直覺反應說：「我不是中國人，是台灣人」。當中國人太丟臉啦。那天之後，我和老美都說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但在那之前，我都有點驕傲地自稱是中國人。
這就是我從統派轉軌成反統台灣人的故事。這樣的政權我們伺候不起，但惹不起你，躲得起你，是嗎？現在生物辨識和監聽、監視的技術，你連躲都躲不掉。這件事（六四屠殺）刺激我回想過去讀的洛克、孟德斯鳩、盧騷等自由主義哲人主張的分權制衡，實在有道理。權力太可怕，不分權制衡暴政一定反覆前來。這是我從統派變成反統的原因。
